的观点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可是，他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公开主张当时的秘传学说的理论：在十五、十六世纪，佛罗伦萨把绘画当作艺术的最高等级。但是列奥纳多不仅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画家，他还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科学家。他梦想找到万能法则。他在尸体上，在波浪和水流的运动中，在昆虫和鸟类的飞行中，在空气对物体的颜色产生的作用中，在植物的生长中，在声音的和谐中寻找这种万能的法则。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的共同态度：例如，阿拉伯语言文化和《旧约全书》的专家以及投影图的发明者、与弗朗索瓦一世关系密切的吉约姆·波斯特尔（GuillaumePostel，1510—1581）就为了找到再现宇宙结构的象征性的形式而解剖母鸡……
可是丹·布朗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绘画天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和自然的神圣秩序的崇拜者，这两点使他永远背上冒犯上帝和作奸犯科的罪名。”（P？郾39）结论下得有些仓促，因为列奥纳多的态度并不违背基督教的教理。画家“只是”希望发现主宰创作的完美的几何学。像他当时的所有人一样，他一只脚踩着中世纪，另一只脚踩着现代性。他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理性的。在所有与宗教有关的事情常常都被打上非理性，甚至是蒙昧主义印记的今天，我们常常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列奥纳多既不反对持批评思想的人（一个世纪后，我们称他们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也不反对相信启示的人。他希望科学地理解上帝的作品。
神圣的比例和不吉利的五角星符号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相信“神圣的比例”。画家甚至在1509年为一位方济各会数学家卢卡·帕西奥里（LucaPacioli）探讨这个问题的作品《神圣的比例》画了插图。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提到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让人们遐想不已的命题。因为神圣的比例是以黄金数②为基础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黄金数隐藏着知识的关键——黄金数等于■，“约等于1？郾618，符合一个被认为是特别美的比例”（《小拉鲁斯辞典》）。它确定了一种理想的关系，适合于眼睛运算的一种尺寸，也被称作“恰当的位置”或者“黄金段”（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使用的术语）。它使图形展开和精细的数学和几何学规则成为可能。为了加快速度，不陷入细节，我们简单地说它也被称作PHI，其作用之一就是用于画十等分的圆，即十角形，或者五等分的圆，即五角星，也被叫做星形五角形，总之，是有五个角的星，按照丹·布朗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使用的……一种异教的符号……显然也和恶魔有关”（P？郾31—P？郾32）。
马里于斯·克莱耶…米肖（MariusCleyet…Michaud）在他的《黄金数》一书中断定：黄金数的经验主义的发现可以“上溯到远古，或者是史前时代”。人们推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应该知道画圆并对其进行分割。如果说他们喜欢将圆十等分，或五等分，那是因为——我们的每只手有五根手指头。“一目了然的”数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去计算某些比例。所以古埃及的一些纪念性建筑（例如胡夫金字塔）就是（有意或无意地）根据黄金数的几何学规律建造的。但却是希腊人，特别是欧几里德（Euclide），将这些聪明的计算上升为理论。在欧几里德之前，毕达哥拉斯①（Pythagore），或者至少是他的弟子们也在寻求揭示这个数字的秘密。
在他们的最绝密的宗派中，黄金数与神圣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特别是与五角星，生命、美、爱的符号联系起来。人们认为五角星符号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符号。但是因为常常被认为是健康的护身符，它就流传下来（直至承袭了这个五角星符号的共济会）：我们在古钱币上见到这个符号，在许多的天主教大教堂里（特别是亚眠大教堂）或者哥特式教堂里也常常看到。柏拉图也把黄金数放在解释宇宙一个重要的地位。在12世纪，被称为比萨的列奥纳多（LéonarddePise）的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学家，商人和大旅行家，在中东初步学会了这门科学。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用来想象密码的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就出自他。在中世纪，五角星符号，对于艺术家和建筑师们而言，就变成了“以太”，即第五元素的符号，因此是绝对的完美，无可挑剔的美。在众多的绘画作品中，人们都见到隐蔽的这个造型：人物根据五角星符号的各条线分布，夏尔·布洛（CharleBouleau）在他的《画家的神秘几何学》一书中解释说。这些精确地画出来的五角星和圆，曾经是行会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所以，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了插图的书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把口耳相传的一个真谛落到纸上。他揭发了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如今，我们知道神圣的比例被用在建筑艺术（柯比西埃经常使用）、绘画、音乐和某些诗歌的结构上，也表现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有些花有五个瓣，有些叶子在茎上的分布符合PHI，海星或海胆也符合PHI）。神圣的比例似乎也支配着人体。所以，肚脐根据黄金数分割人体（更确切地说，人体的高度与肚脐高度的比率等于黄金数。第一个手指节与第二个手指节的比，或第二个手指节与第三个手指节的比也等于黄金数，等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最著名的素描，一个正方形中，有两副胳膊和两副腿的裸体男人（布朗的小说从这儿展开），就证明了这个原理。这幅画被称作《维特鲁威人》，以纪念古罗马的建筑师，研究人体、建筑、城市规划神圣比例的著作《论建筑》的作者玛库斯·维特鲁威。这部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列奥纳多·达·芬奇。
赫耳默斯主义和埃及的神
画家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恢复了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在列奥纳多时代的意大利，柏拉图和他的弟子，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很流行。另外，在著名壁画《雅典学派》里，据说拉斐尔按照列奥纳多的特征表现了柏拉图。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它仍将维系着对艺术家的误解。大家会错误地先把列奥纳多·达·芬奇推断为自由思想家，既而是无神论的哲学家。但是在当时，柏拉图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并不是相悖的。相反，人们把“神圣的柏拉图”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耶稣的先驱者。拉斐尔的画还让人认为列奥纳多加入了佛罗伦萨著名的柏拉图学园。这又强化了这位画家的危险形象。可是，他不但不是学园的成员（列奥纳多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上过学，直到四十岁才学拉丁文，这点长期地妨碍他接触基础文献），而且，柏拉图学园也根本不是异端者的标签。
学园是美第奇家族的卡西摩（CosmedeMédicis，它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于1450年创建的，由神学家、后来成为一名议事司铎的马尔西里奥·菲西诺（MarsileFicin）主持。菲西诺翻译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作品，也研究其他来自亚历山大的作品，例如《赫耳默斯奥义书》（Corpushermeticum），这是一本研究星相学、炼金术和医学的神秘著作，它的“作者”据说是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HermèsTrismégiste，“最最最伟大的赫耳默斯”）。这是个传奇性人物，是埃及神透特（Thot）和希腊神赫耳默斯（Hermès）的综合体，他用摩西时代的秘术启发他人。马尔西里奥·菲西诺认为从这里找到了贯穿该书的三大宗教的“教义”。他认为，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和柏拉图一样，预言了基督教的产生。同时，比萨的列奥纳多，文艺复兴时代的大思想家之一，发现了卡巴尔学说对《旧约全书》的解释（由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引入意大利），并发展出他自己的基督教的变体。在列奥纳多的时代，这些思潮的发展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教皇希望借此促进东西方的融合并让众多的希腊智者来托斯卡纳。可是，赫耳默斯主义是人们后来称之为“秘传学”的核心，了解新柏拉图主义的列奥纳多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蒙娜丽莎》和同性恋者
作为出色的小说家，丹·布朗把这些事实扩大化了。我们以有关《蒙娜丽莎》这幅画的名字的好玩的理论为例。MonaLisa可能是AmonI′Isa的缩写，Amon是埃及的男性的丰饶之神，而Isa是Isis①的古代象形符号，是与Amon相对称的女神。因此，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MonaLisa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的神圣的结合”。更有甚者，《蒙娜丽莎》是“一个两性畸形人的肖像”，兰登教授解释说，“正因为如此，它的模特显露出这种狡黠和古怪的微笑”。只是，列奥纳多从没有给自己的任何一件作品起过名字，也没有把这幅画称作《蒙娜丽莎》。是瓦萨里在1550年称呼油画中表现的人物时这样叫的：“蒙娜丽莎，弗朗西斯科·德·吉奥康多的妻子。”“Mona”是“Madonna”的简写，表示“夫人”——“Amon和Isis”，这可太荒谬了！
丹·布朗或许深受15世纪佛罗伦萨的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影响，放出这条埃及的长线。此处，他可谓一箭双雕。两性畸形人的神话——赫耳阿芙罗狄蒂，赫尔墨斯和阿芙罗狄蒂的儿子，既是男人，又是女人①——是柏拉图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秘传学文学的传统主题。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通过提及由被谋杀的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雅克·索尼埃组织的“圣婚”②仪式，不断印证这个主题。
确切说他是一箭三雕。因为，同样按照丹·布朗的说法，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P？郾39）。“惹眼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因为列奥纳多从未吹嘘过他是一个“性倒错的人”，这是当时人们对同性恋的叫法。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结过婚，也从未有过孩子。此外，在1476年列奥纳多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与他的三个同窗被指控共同鸡奸了在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做模特的一个男孩。从法律上讲，他面临着被处以火刑的惩处。但是，同性恋当时在佛罗伦萨很普遍，以至于这样的惩处从未实施过。由于缺少证据，他被无罪释放。但是诉讼引起很大的轰动，并给他造成终身的烙印。当然，对他的同性恋身份的假定在今天更增加了他的几分神秘。但已不再停留在可能是同性恋的问题上。这点在他的某些画像的两性同体中隐约可见，也在他的文章中显露出来。此外，在他的某些表明完全不懂女性性器官的素描中，在精确地表现出男性泌尿生殖器官的素描中都表现出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病例产生了兴趣，把他的艺术创作抑制（许多作品的未完成）和“性欲抑制”（与同性恋相当的性无能）联系起来。他在出版于1910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段童年回忆》中分析了艺术家记在笔记本上的一个梦：“当我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飞来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可是，在古埃及，秃鹫的图像曾是象征母亲的象形文字。（我们看到布朗并不是惟一玩弄象征符号的人！）弗洛伊德分析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私生子的身份如何影响艺术家的性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事实上，画家的母亲是一个农妇，只抚养了孩子几年。正如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所说，列奥纳多从来没有消除这次分离对他的影响。只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列奥纳多的梦出自一个翻译错了的版本。（不能看作是“秃鹫”，而应该是“鸢”，是在任何神话都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猛禽。）可是，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同性恋的结论并不是毫无根据。再加上1490年画家在近四十岁时，还接纳了年轻的科莫作为他的画室仆人。他们的关系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小男孩常偷东西，不听话，但美得像神。很快列奥纳多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萨拉伊（Sala？觙），塞尔日·布朗利写道：“这是个源于阿拉伯语的词，用托斯卡纳方言讲就是机灵鬼，恶神。”
炼金术士和圣杯卫士
列奥纳多于是有了他的小鬼。另外，萨拉伊这个名字更像是由安拉（Allah）演变过来的。艺术家显然不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丹·布朗写道：“达·芬奇偷盗尸体来做人体解剖学研究；他神秘的笔记是用别人看不懂的颠倒的字母记下的；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可以把铅变成黄金，甚至可以靠研制出一种灵丹妙药推迟死亡而欺骗上帝。”（P？郾39）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