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注＇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于《人谱》。”＇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闰六月初八日，刘宗周前后绝食两句而死。其子刘氵勺遵照他的遗命，书其囗曰：
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杨世文 撰）
大清儒宗 黄宗羲
（1610—1695）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平所用别号甚多，有南雷、梨洲、茭湖鱼澄洞主、双瀑院住持、双瀑院长、双瀑堂住持、古藏室史巨、蓝水渔人、雪交亭主等等。由于其代表作《留书》、《明夷待访录》均署梨洲老人，故当时学者都尊称他梨洲先生，而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南雷。甫雷在余姚，是唐代谢遗尘隐居之地，宗羲用作别号，既代指故乡，又借以表明自己不仕清朝的素志。逝世之后，其门人私谥曰“文孝”。宗羲一生颇为曲折，依他自己所说，是早年为党人，壮年为游侠，老年为学者。他博学多才、名重天下，当时就被誉为“国初三大儒”之一（另两人是李囗和孙奇逢）；近代以来，人们又把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提，合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一、生当末造 少年英挺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不过，宗羲的人生历程却布满荆棘：少年时期，父亲即遭迫害，惨死狱中，成年之后更是历尽艰辛，既饱尝战乱兵燹，又造经官府追捕，“濒于十死”而患难余生，可以说丝毫也没有蒙受到这个吉兆佳名的呵护。
据《竹桥黄氏宗谱》记载＇注＇，黄氏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其先人南宋初年为庆元（治今浙江鄞县）通判，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时不屈而死，有子三人，分头避乱，其中名叫万河的到了余姚，便定居下来，是为竹桥黄氏之一世祖，至宗羲生时已历17世500年。宗羲的父亲初名则灿，后改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是一个正直并且关心时政的读书人。
宗羲8岁时，去年春天考取进士的尊素被授予宁国府（明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职务，宗羲随侍父母赴任所，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1616）。从此，尊素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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