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的核心。在康有为看来，以上所陈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只有变法，才足以自强立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如何变法图强？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
（1）富国。“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其法有六：
一曰印行钞票。康有为认为，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子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录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随着统一钞票的流通，国家可扩大商务，可筹集军饷，可聚资建设，可致国富民强。
二曰兴修铁路。康有为指出，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方便运输、经商与交流。鉴于修筑铁路耗资巨大，款项难筹，故建议允许由私人资本修筑铁路。这样不仅国家可收入七千万两银钱，“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
三曰发展机器轮舟。即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四曰开矿。康有为提出，西方许多国家都因采矿而富强，而我国“藏富于地”，但“亘古封禁，留待今日”。他建议应该加强矿学研究，注意开采地下资源，并由国家加强管理。“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三曰铸造银币。即一自铸银元以收利权，以改变洋圆在中国泛滥的局面。
六曰设立邮政。康有为认为，“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进而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2）养民。养民之法有四：
一曰务农。提倡科学种田，主张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二曰劝工。奖励科学创造发明。
三曰惠商。减免重税，保护商业。
四曰恤穷。扶贫济弱团结民心。恤之之法有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
（3）教民。教民之法有四：
一曰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所以这些国家民智大开，社会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故康有为建议，请朝廷下令，州县乡镇都要建立图书馆，以增加民众的见识；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
二曰改革科举。建议皇上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普遍建立艺学书院。各级考试，除试经论一题外，主要是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文科各级考试，也以考核历史掌故，世界知识为主。“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三曰开设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稗政教。”
四曰设立道学。其目的在于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并令乡落淫词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
（4）改革内政外交。
康有为提出要改革官制，重视外交，置议郎等。关于官制改革，关键在于裁汰冗员，“以彼冗繁，增此廪禄”。关于外交，应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关于“置议郎”一事，康有为特别重视，将其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故特别请求光绪帝“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有为认为，这样便能消除君臣隔绝，官民隔绝的状态，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纲领的反映，它包括了康有为变法的基本主张，标志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成熟。
在这次京城会试中，38岁的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3。《上清帝第三书》
1895年5月29日，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写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这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中的内容，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四大方案：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康有为就练兵一策还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认为，要实施上述四大方案，关键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最后，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立即变法，“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重轻，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下情的措施有五：一曰下诏求言，二曰开门集议，三曰辟论顾问，四曰设报达聪，五曰开府辟士。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反对“补漏缝缺”。
从5月2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纲领，从而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维新运动的领袖。
5．《上清帝第五书》
1897年12月，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写了《外衅危迫，分割氵存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在第五次上清帝书中，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开具了救国良方：“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至于变法模式，康有为为光绪提供了三种以供选择：上策是“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康有为看来，能行上策则国家可以强盛；能行中策则国家尚可维持积弱的局面；即使是行下策，中国也不至于亡国。如果皇上不采纳这些建议，则国家将会灭亡。
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所开列变法内容最详尽的一次。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学习俄、日维新变法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第五书中，还第一次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明确了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轮廓。
6．《上清帝第六书》
康有为不停地上书光绪，但能送达转呈的很少，大多数被扣下来了，看不出朝廷有采纳变法主张的迹象。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打算离开京师回广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真诚地挽留了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与此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为他上了第一个正式奏荐折，请求圣上召见康有为。由于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光绪帝只好令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在总署西花厅，便出现了康有为舌战群臣的一幕。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等官员接见了康有为。接见气氛严肃而紧张。一开始，守旧派大臣荣禄就高谈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刑部尚书廖寿恒问道：“变法当从何着手呢？”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马上就此质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直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了如何筹款的问题。康有为主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改革财税制度。“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回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他最近著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考》可供朝廷参考（年谱）。
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想亲自召见，直接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官吏为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这次会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康有为取得了可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上清帝第六书》即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或曰《为外衅危迫，分割港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祥呈》。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全变”思想。“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