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杀。尽管他后来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藉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交换意见。在三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八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氏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山地，长达八月之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曾几次与日寇遭遇，险遭不测。在这次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之前身），旨在联合各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与团结，黄炎培被推为主席，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宣传同盟之政治主张。此事令国民党大为恼火，对梁极尽百般刁难、威胁、利诱，但梁始终不为所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二访延安，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希望维持国内和平。1946年，他出任民盟秘书长，参加旧政协，并担负起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调停人之重任。尽管他多方奔走，尽心竭力，却因国民党多次背信弃义，屡起事端而终未能扭转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无望，回天乏术，遂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梁漱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来到重庆，在他创办的勉仁书院，一面讲学授业，一面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冀以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求教于世。”1949年6月，此书写成并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这个历史巨变，梁氏并未感到不安。他自认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尽过力的炎黄子孙，一生所行，问心无愧。为此，当有人力劝其远赴香港时，他坚决拒绝，执意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并未忘记梁漱溟这位爱国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
1950年1月，梁应中国共产党之邀，离渝赴京，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对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府一事，却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敬辞不受。后接受周恩来之建议，从4月到9月，梁漱溟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参观，深感新中国气象万新，遂渐改初衷，表示愿与共产党共事。1951年，梁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
梁漱溟作事极为认真，秉性刚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是党和政府难得的诤友。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协委员资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会议，会议主旨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联系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总路线”中过分突出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相当明显的“工农差别”，提醒共产党不要“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而应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但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却招致众口批判，毛泽东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公开发表，从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场以他为主角的批判运动大潮中。各种批判文章和专著接踵而出，铺天盖地而来，步步升级，并无限地“上纲上线”。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对这些批判心不悦，口亦不眼，并以沉默作为回答！
1966年，中国大地开演了一场旷古绝后的大悲剧！在这场大悲剧中，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难。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画和手稿被烧个精光；连衰朽之躯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游街、批斗不说，晚上还被锁在一间小屋里，勒令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锢陋室，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但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一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笔，偷偷地撰写《儒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巴蜀书社终于将这两部著作合而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刚在家中寂寥地度过他的80寿辰。中国大地又狂飙突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梁漱溟对此深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一他不愿随流而进，讲违心话。然而，树欲静却风不止，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逼得他非开口不可。君子坦荡荡，言则言矣，何惧之有！他明确表示：“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并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岁之高龄，手拿皮包，身穿长袍，衣冠整洁仪态庄严地站在政协会议室的讲台上，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授课那样，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绘声绘色地讲了两个半天，为孔子辩护。并在最后公开宣称：“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反动”言论的直接后果，是招致了长达七个月的“批梁运动”，他再次成为运动的“主角”。但他唯一的反抗武器是：沉默！直到9月23日，在专门针对他召开的一次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融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去，即令在座诸人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和全国人民一样，梁漱溟为祖国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他考虑更多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建设与发展。1980年，他在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同时，又被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