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造成的。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4．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徵”。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哲学命题：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变”，关键在如何理解“道”。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论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道”的精华，董仲舒的道亦有常与非常之别。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是常的，不变的，“乐而不厌，复而不乱者谓之道”，这是讲的天道，她具有客观性，自然性，不可逆转性。相当于老子的“常道”，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谛。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他说：“道者所由适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仁义礼乐是载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这是不可变的。但是先王在具体施政时又有所侧重，即所尚，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之类，此乃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则为“五常之道”，这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不按道办事）的恶果。
关于“治乱之端”，董仲舒视野从吏制转到了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上来。他认为当时社会一切罪恶性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而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罪魁祸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他们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又“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些人或“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储藏）”，染指商业，成为官倒官商；或“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成为官僚地主。兼并侵蚀，日月无厌，普通百姓，日益贫困。董仲舒说这不符合天意呀！他说：“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为例，予其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给它两只足，可见“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此乃天之道也。官僚们食朝廷之禄，已享人间之富贵，可还要广收商业与农业之利，“与民争利”，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多不合理！吏为民师，“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官吏求利是风俗败坏、人民贪鄙的直接根源。他说：“惶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尔大夫，不以道德表率为事，而务以与民争利，那真是小人一个！居君子之大位，却干着小人的勾当，逆天意，违圣旨，灾必及其身！
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义，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法），古今之通谊（义）也！”《春秋》崇尚“大一统”，可现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学术分歧，杂说异端，因此朝廷无法定出一个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没有一个遵守的准绳。因而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大胆喊出：“臣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终于抖落了出入于孔老的暧昧面纱，直截了当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这一对策中，汉武帝希望听到的终于让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汉武帝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天人三策》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史记·儒林列传》），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经典学问，以经学为形式发展漫衍，影响日深，于是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历史实现了重大转折。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是孔子发挥文王之道于乱世之间，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学于绝微之际，他无异于汉代的孔子。同时也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国社会推尊儒学，崇奉孔圣的传统。于是文运与世运并昌，人才与世风俱美，不能不说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