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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又称《易经》、《周易》。关于易的内容，前人每曰：“易本卜篮之书”，庄子则曰：“易以道阴阳”。前说得易之“用”，后说得易之“体”。在易学的早期历史上，《易经》正是以阴阳为内容来占筮吉凶的书籍。《易大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正好揭示了《易经》作者的宇宙生成观和《易经》创作的哲这基础。两仪即阴阳，天地为其代表；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四时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来，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无不根基于“太极”，肇始于阴阳。自太极而剖分为阴阳，由阴阳形成天地；又自阴阳而演化为四象，流为四时。自天地运行、阴阳合气、四时化生，然后万事万物得以化成。为了表现这一宇宙生成图式，《易》作者用“一”代表阳，用“一一”代表阴；两画相重以为四象，三画重之以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荡）即为六十四封，代表万物。既然天地万物皆是阴阳运行摩荡的产物，那么阴阳的流行、消长，自然也会影响事物的穷通利钝。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便运用卦象变化、交位升降的原理，来判断吉凶、预知祸福。其原理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何以能将实在的事物与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抽象的符号之变何以能预示事实之变？却无人作出满意的、可信的解释。因此用《易》来卜筮，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但是一旦与实践相验证，则多归于荒唐。《易经》结构，分经分传，由乾、坤至既济、未济共六十四卦，其卦画、卦辞、爻辞即经。其附于卦下的《彖辞》、《象辞》和乾、坤之《文言》，及《序卦》、《系辞》、《说卦》、《杂卦》为解经之传，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系辞二篇，共十篇，号称“十翼”。关于《易》的作者，自古以来纠葛最多，传统看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说虽然不必坚确不易，但就各篇成书时代论之，则大致不差。
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道大行，有诗可以观、可以讽；王道板荡，风雅扫地，上篡下替，名份荡然，于是孔子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为了重整社会秩序、重订等级名份而创作的一部政治教科书。《春秋》原系鲁史，孔子据之，上断自鲁隐公元年，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相当于鲁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孔子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来垂教，是由于这段时期形势最乱，欲通过褒讥贬绝于乱世之间，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孔子所修《春秋》，就其历史事实看，与晋《乘》、楚《祷机》没有两样，但若问其中的“义”，则是孔子的独家创造，与二史有本质不同。所谓“义”，即精神实质，经学上称之为“微言大义”。孔子的《春秋》与一般史书不同，她是一部孔氏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孔子修《春秋》，以“仁义”为指导，以周礼为准绳，对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为榜样或可吸取教训者，笔则笔，削则削，严格去取，一丝不苟。行文措辞，或褒或贬，或讥或刺，用语十分微妙，这就是“一字褒贬”。故董仲舒曰：“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仁义）而已矣。”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作《春秋》，系用鲁国近、现代史寓教，涉及许多当世尊者、贤者、亲者，其间褒贬之意不便明确见之于文字，只口授心传，给弟子。孔子卒后，弟子人人异言，一部《春秋》，被解释得五花八门，彼此异义。迄至汉代已形成五大系统：公羊氏、谷梁氏、左氏、邹氏、夹氏。《公羊传》、《谷梁传》皆在汉代著于竹帛，《左氏传》亦发现于秘府，邹氏无传人，夹氏未有书，具有流传价值者，只《公羊》、《谷梁》、《左氏》三传而已。三传之中，公、谷传《春秋》之义理，注重微言大义；左氏传《春秋》之事实，注重历史依据。《春秋》本是极其简单的纲目，宋人曾讥之为“断烂朝报”；后人能知其微言大义者，以有《公羊》、《谷梁》二传；能知其义例之依据者，则端赖《左传》的史实记载。三传相需而行，互济不足，前人因门户家法的篱藩而是此非彼、抑此扬彼于其间，皆浅学曲士之见，不足为法。
综而言之，就内容观之，《诗经》是诗歌，属于文学；《书经》言政事，属于政论；《礼经》言行为规范，是士大夫行为守则（《周礼》讲设官分职，是官制；《礼记》讲礼意，是伦理哲学。）；《易经》讲阴阳变化，是哲学著作；《春秋》讲名分，是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材。就其功能言之，《诗》可以发抒性情，陶冶情操；《书》可知历史得失，开发智力；《礼》可知行为准则，循规蹈矩；《易》可知吉凶，见微知著，提高预见能力；《春秋》可知礼义，正确地进退去取。另外还有佚失的《乐经》，可以抒发情感，加强和乐气氛。如果用今天的分类法来归类，《诗》学、《乐》学属于美育，《礼》学属于伦理学，《书》学、《易》学属于智育，《春秋》学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六经分别由美育、智育、德育和政治指导诸方面，完成对士人的培育和塑造工作。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曰：“六学皆大而各有长。”正是就六经各有所长、相辅而行这一功能说的。六经的唯一缺陷是缺少数理方面的内容。但是在知识还不太广博的古代社会，儒家能够选择出这样系统的教材来教育和造就人材，已经是举世无双的了。六经教育基本适应和满足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需要，因此它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数千年相传而不息；也正由于它内容基本包括了古代社会知识的各个方面，故数千年中国士子文人，无不以五经启蒙，又以五经立命，终其生游心于此而不疲。五经既是中国人的启蒙益智的教科书，也是中国人立言立命取之不尽、演绎不穷的圣经宝典。始于五经，终于五经，形成了一个世界少有的、有趣的文化学术怪圈。
三、儒学的内容
自孔子整理和阐释六经之后，儒学著作无虑千万；自孔子建立“仁义礼”结合的理论体系之后，儒家理论也历经演变。但是，就其基本特色言之，儒学又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框架——自觉的人格意识论、和谐的社会关系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数千年相承而不绝。任何一门人文学说，都回避不了人的问题、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家，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就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地解答和论证的学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儒家力倡培养自觉的人格意识，追求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天人相与、天人合一的人天关系，从而形成不仅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关于“人”、“社会”、“自然”的博大的（也是实际的）理论体系。
人是什么？怎样作人？什么是理想人格？……这是自有史以来就始终困扰着人类自身的问题。只有认识了人和人的本性，才能解决怎样作人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问题。关于人性，儒家有所谓“性善”、“性恶”说：性善论者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中天然地存在“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只要加以唤醒和培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与此相反，性恶论者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和法制才能使人性变善——“善者其伪也”（荀子）。此外，还有“性无善恶论”（世硕）、“性善情恶论”（董仲舒）、“性善恶混论”（扬雄）以及“性三品（善、善恶混、恶）说”（韩愈）和“天命之性（善）”与“气质之性（恶）”之分（朱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还是别的人性论，他们所得的结论不是对人类丧失信心，而是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一致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先天的善可能因后天“所染”而丧失，先天的恶可以通过后天的造就而改变。故教育和陶冶是必要的。他们一致承认，通过后天的努力，变化气质，人性总是可以臻于至善的，人人可以成善人，个个可以为良民，甚至可以作“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使是持性恶说最坚的荀子也不否认这一点，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中国儒家“人性向善”的信念，激发了他们恭行教化、“内圣外王”的雄心，满腔热忱地兴礼乐、办教育，起先知、觉后觉，为唤起善心，培养善行，使芸芸众生都成为人格自觉、个性自由的完全意义的人而奔走呼号，不暇暖席。为了造就自觉的人格，孔子提出了“仁、义、礼”三大法宝，孟子增加“智”，力倡仁、义、礼、智“四德”；董仲舒又加入“信”，宣扬仁、义、礼、智、信“五常”。其中“仁义礼”是最基本的德行，是先决的修养。仁者人也，是爱心，是人类本然具有的对同类的仁慈和宽恕情怀；义者宜也，是原则，表现为人类待人处事恰当的分寸；礼者履也，是践仁行义的具体规定，是仁义之节文。从社会学角度看，仁，表现为人类团结；义，表现为社会秩序；礼，表现为社会文明。从道德角度看，仁，表现为人对自性人格觉悟；义，表现为自我道德自律；礼，则表现为个性修养的圆满。一个既具有仁心、义举，又能依礼而行的人，就处处表现出充分的好心善意和优雅恰当的举止。仁心用于事亲则是孝，用于交友则是爱，用于对人则是“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用于事兄则是悌，用于对人则是尊重，用于交友则是信，用于事君则是忠，用于治世则是秩序。礼用于治身就是文质彬彬，用于社会则是文明生活……一个在人格上自性觉悟，在道德上严格自律，而又过着文明生活的人，自然是自觉而又自由的完全意义的人了。
儒家还依据人们对“仁义礼”的掌握和保持程度，将人划分为小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几个等级：小人道德败坏，庸人只知谋财，士人追求向善，君子才是理想人格。君子坚守仁义，依礼而行，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除了仁义礼之外，君子还具有仁智勇“三达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是道德纯粹、人格完美、知识丰富的人，他具有优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醇熟的处世经验和优雅的行为举止。他们心怀善心，爱人利人，立人达人；他们追求真理，忘却物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他们既极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志趣高雅，超拔干流俗之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们乐天知命，无忧无惧，视富贵如浮云，穷达不住放心而“安之若命”；又豁达大度，宽人严己——“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君子是人间真善美的化身，时时处处表现出仁慈的爱心和智慧、正义的光彩，将温馨与文明洒满人间。君子又与宗教修士和遁世高蹈的隐士不同，君子高雅，但不避世；君子入世，但不庸俗……他们是生于人间，长于人间，并服务于人间的，从人世间来又回到人世间去的世之精英、人中俊杰。儒家追求理想人格、造就“君子”风度不是目的，其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