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阶级推重的知识和技能有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此即“六艺”。“六艺”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周礼》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国子，即贵族子弟。国子所学为六艺，所师为保氏。据载还有库序、辟雍、伴宫等专门场所为国子之学校。但是只可借这都是出自故者遗贤对西周旧制的追忆。孔子所生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既无学校，也无教材，当然也没有老师。国家没有具体措施教化人才，故贵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锦衣玉食——无所长。他们不再是先掌握了“六艺”然后从政，多半是胸无点墨，已为世官。其优秀者乃能于从政之余，为工作所迫学点礼仪，以应付为政之需，同时也博得“敦诗书、说礼乐”的美名。可是作为平民子弟，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就必须首先学会六艺，才可望获得进身之阶。子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即指此也。对白衣出生的孔子来说，当然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若用之，吾则从先进。”（《先进》）亦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这在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设施的当时，平民子弟要实现“先进于礼乐”又何其难哉！但是孔子却成功了，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学问渊博的智者，道德高尚的圣人。他以社会为学堂，以生活为教材，以众人为师友。克眼了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教师的重重困难，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开始，一生坚持学习，直到老年，犹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关于孔子刻苦事学的事迹，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他自己也有很多自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树立追求大道的远大理想，克服生活上的物质欲望。常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自勉，“食无求他，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他批评那种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矣！”（《里仁》）他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其次是谦逊好学，人人为师。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同上）。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取法的老师，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从反面受到警醒。他成才后，有人向弟子子贡打听孔子的老师，子贡说：“仲尼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却实不是虚美之辞。他知识渊博，技能全面，正是他无所不学，学无常师的结果。他曾学琴于师襄，学少吴氏职官于郯子，学乐于弘苌，相传孔子还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项橐请过教，流为千古佳话。他还注意从生活中学习，“入太庙，每事问”，有人不理解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进太庙，每事问。”孔子问答说：“这就是知礼呀。”（《八佾》）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固然可学，而且草野之民、蛮夷之人也同样值得学习。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又说“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因此有必要向民间和夷狄学习。他曾向“鄙夫”叩问过，向东夷之君学过礼。“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子张》）。不捐细流成大海，转益多师是我师。每个人只要善于学习，随处都可获得知识，滴水成河，积腋成裘。
其三是学思结合，明辨审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不仅好学，而且好思，学思结合。《中庸》又载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过程的重要环节。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孔子本人就是学与思与行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能从极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孔子学琴于师襄，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师襄说：“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学会了曲子的韵律，还未得其技巧。”又过了十日，师襄说：“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还是说：“我还未知其主题。”等主题表现出来了，他还不肯学新的，说：“我未能想见作者之为人。”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深思，幽然远眺，意味深长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王者！这不是周文王还是谁呢！”师襄一听，离席再拜，连忙称是说：“对呀对呀！我老师说这就是《文王操》。”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说：“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实验，果然如此。然后感慨万端地说：“那有满而不覆的呢！”于是他从这个满则覆的启示中得出正确的处世态度，说。“聪明圣智之人，要保持礼让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荀子·有坐》）
其四是注重实地考察。走出鲁国，到诸侯国和周王室观礼，增加知识，放大视野。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杞和宋。《论语·八佾》记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激之矣。
《礼记·礼运》也载孔子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颁历布政的历书；《坤乾》，论者以为是殷易《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可惜反映夏殷的历史不多，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史载孔子好学深思，在知识和修养上很快便成熟起来，蜚声贵族社会，甚至国君也有所耳闻。孔子19岁取妻，20岁得子，昭公特赐双鲤。孔子荣之，名其子曰孔鲤，字之伯鱼。大夫孟僖子称赞孔子是圣人之后，其后必达。临死，又将两个儿了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僖子之子向鲁昭公进言，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昭公欣然许之，与车一辆、马两匹、僮仆一双。洛阳，营建于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于是，至此建都已达200余年，衣寇文物，甲于天下。孔子来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其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当年西周盛世仿佛就在眼前，由衷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复兴周礼的信念。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时见到过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名聃，楚人，当时正作周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主张无为无欲、绝圣弃智。老子长于孔子，在孔子告别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富贵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我不能富贵，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你好古敏求，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世上有的人，虽然聪明深察；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只因好议人之是非；虽然博辩宏大，却不能保全首领，只因好发人之隐恶也。身为人子不可自私，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这番话对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为学风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君子风采，以及奋身救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形成，无疑是有帮助的。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世界万物中，鸟飞于天，可以张罗以捕；鱼入于渊，可以结网以渔。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东西。只有龙，乘风云而上天，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吾今日见老子，晃洋渊深，其犹龙耶！”（《史记·孔子列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孔子精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全面，德行高尚。射，即射箭，他技高艺深，曾“射于瞿相之圃”，赢得“观得如堵墙”（《礼记·射仪》）。御，即驾车，孔子非常娴熟，常常自矜为看家本领。曾有人赞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谦逊地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数，即计算。孔子长于斯道，后来他作季氏史，能做到帐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与这一修养自然分不开。书，即书法，更是读书人的基本功。致于礼乐，则是孔子兢兢以求，乐此不倦的专业特长。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又称数），并出现了只重形式（“仪”、“数”）不重内容（“礼”或“义”）的倾向。任何一种制度设施、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礼乐也如此。如果抽掉了礼乐制度的内容，礼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强调礼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方面，他对礼乐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频频赢得“知礼”。“博学”之赞，令一些不知礼的贵族钦羡不已。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常常为乡亲或贵族们主办典礼，冠婚丧祭，无所不能。孔子还作为一位艺术家对礼乐进行了演习。他的礼乐素养极高，言谈举止，既合乎身份，又合乎场合，举止翩翩，文质彬彬，那简直就是文明礼貌的化身！他对音乐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赏能力，曾描述音乐的演习过程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翕然热烈，放开后纯纯然和谐，皎皎然清晰，绎绎然不绝。至此便大成了。”（《八佾》）他曾问《韶》于齐，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醉如痴，竟“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这使他声名雀起，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围，追随他学习礼乐。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礼乐内容的探讨。他发现无论礼也好，乐也好，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实质精神，即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和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即“仁”“义”。认为仁义是礼乐的内容，礼乐是仁义的形式，仁义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强调了礼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提出礼乐与仁义相结合，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礼乐修养上高出伦辈和前人的地方，他认为，人间缺少爱，故需要仁；社会没有秩序，故需要义；各个等级都没有合理的行为准则，故需要礼。只要将仁义礼乐切实地推行于天下，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谐的正常轨道。这就是他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就是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完成“六艺”学习，大约在孔子30岁左右。他曾自称“三十而立”（《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秦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所立也。”（《尧日》）可见，“立”的内容是“礼”，既然是“30而立”，那么他30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因此，鲁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孔子曾感慨：“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支裔，世称“三桓”。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三分公室”。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是鲁国的首席执政，进退人物，上下其手，权倾一时。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