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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据他后来在《复性书》中说，自6岁开始，他就读书，“但为词句之学”。所谓“词句之学”，大约就是章句训诂之类。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翱逐渐对儒家学说有了较深入的理解，立下了宏大的志向。15岁以后，他已“志于仁义”＇注＇，对儒家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少年时代的李翱“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渐露头角。他也像唐代的其他读书人一样，怀着远大的抱负，四处遨游，带上自己的得意之作，去干谒达官贵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22岁的李翱去州府应贡举，曾“执文章一通”，拜见著名的古文家、右补阙梁肃。当时梁肃誉满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都想得到他的奖掖。梁肃看了李翱的文章，大加赞扬，“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注＇。的确，梁肃真的在他的公卿朋友之中为李翱作过宣传。后来李翱与达官贵人交往，很多人都说曾在梁肃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字。李翱对梁肃的这份知遇之恩非常感激，在梁死后五年，李翱还专门写了一篇《感知己赋》，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李翱不仅拜谒过梁肃，还造访过其他一些名流，可考的有当时任右司郎中的杨于陵。据李翱本人说，他曾“以所著文章”投献给杨，“累获咨嗟，勤勤不忘”，得到杨的赞赏＇注＇。
但是，满腹的文才并没有给李翱迅速带来好运，真正赏识他的人并不多。在给杨子陵的一封信中，李翱写道，当时巨卿名流，“立行光明，可以为后生之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焉。其五六人则本无劝诱人之心，虽有卓荦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则虽或知之，欲为之荐言于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犹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见之又不如其再。”因此碰壁不少。他本希望借助巨卿名流的奖拔，以自己的文才和学识去获取功名，但“自属文求举有司，不获者三”，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及第，处境逐渐艰难，“栖逞往来，困苦饥寒”，显得很狼狈＇注＇。
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受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查晋的征辟，由洛阳来到汴州。此时李翱在徐州刺史张建封幕中，也从徐州来到对州，与韩愈相识。这以后，李翱一直和韩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贞元十六年（800年）李翱又娶韩愈兄韩囗之女为妻。韩愈比李翱大5岁，二人介于朋友、师生之间，在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李翱对韩愈的学识和人品非常倾慕。他曾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注＇他们的师友之情一直保持了29年，直到韩于长庆四年（824年）去世。韩愈死后，李翱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文悼念他。文中说：“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又亲自为韩愈作《行状》，交给史馆采用。
李翱还乐于把他的好朋友推荐给上司。贞元十二年前后，他向张建封推荐孟郊、张籍、李景俭等人，高度称赞他们的才学和人品＇注＇。李翱还与独孤朗、李渤、陆修等人往来密切。这些人都是他和韩愈的终生好友与同道＇注＇。
贞元十四年，李翱终于进士及第，获得了万人欣羡的功名。这一年他27岁。
李翱依附于张建封，心理上是不平衡的。他常有一种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感觉。贞元十四年秋，有一只奇特的鸟飞到了宋州城郊，当地人都叫不出这种鸟的名称，围观者很多。李翱认为这就是“鸾”鸟，与凤凰差不多＇注＇。他写下《知凤》一文，借物抒情：
有小鸟止于人之家，其色青，鸠鹊鸟之属咸来哺之。未久，野之鸟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将南之，其虫积焉。君鸟之鸣声杂相乱；是鸟也，一其鸣而万物之声皆息，人皆以为妖，吾诓知其非凤才类邪？
显然，他以凤自比，深感自己寄人篱下，独立不群，却没有人赏识。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真正发现他的才华。
这一时期，李翱的学术思想渐渐成熟。就在他29岁那一年，即贞元十六年（800年），他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复性书》三篇。在这三篇著作中，他对儒家心性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主题。
李翱进士及第后，“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到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元和三年十月，户部侍郎杨于陵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表李翱掌记室。四年正月，李翱携家眷离开洛阳，韩愈、石洪为他送行。韩愈专门写了一首《送李翱》诗，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六月，李翱一行到达广州＇注＇。十一月，以节度掌握书记奉碟知循州。元和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注＇。据《新唐书·杨于陵传》，于陵任岭南节度使，辟韦词、李翱为幕僚，“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薄屋，以绝火患。”他在岭南帮助调查民间得失，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
李翱在岭南的时间并不很长。元和五年，他北归到宣州依附卢坦。在《祭故东川卢大夫文》中他写道：“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翱归自南，下江之流。公发辟书，使者来召。”据们日唐书·卢坦传》，知卢坦死于元和十二年，前此八年正是元和五年。在卢坦幕中，李翱很受重用，“有言必信”。不久，卢坦入朝，李翱又到了浙东观察使李逊的幕中，任观察判官。他在写给好友皇甫提的一封信中说：“仆到越中得一官，三年奥。·材能甚薄，泽不被物，月费官钱，自度终无补益，累求罢去，尚未得以为愧。仆性不解谄佞，生不能曲事权贵，以故不得齿于朝廷。”＇注＇可知他在越中任职并不轻松，由于秉性刚直，不会阿谈奉迎，因此久居下流，难以升迁。
这几年他一直在宣城和越中二府周旋＇注＇。元和九年（814年），他的职衔是“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注＇。在浙东任职时，也遇到过一些麻烦，如他在《祭故东川卢大夫文》中说，当时他“宦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陈上前，出白丞相，保明无过，昭灼有状，事遂解释，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可知他曾因事差点丢官，赖卢坦保明，才没有归田。
元和八年，卢坦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翱“官罢在家，卧病饮贫，唯公见念，复召为宾”。他这时已被罢官在家，生活贫困，受卢坦的召辟，准备前往蜀中。但行至陕郊，卢坦就去世了。这时是元和十二年九月＇注＇。
此后，李翱进入朝廷做官，官职仍是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他曾上疏论史官纪事不实，批评当时作行状者多溢美之词＇注＇。又上疏讨论过太庙祭祀问题＇注＇。
宪宗任用宰相裴度，打击割据势力。削平了当时最大的淮西镇，暮气深沉的唐王朝出现了一线中兴的希望。李翱站在维护封建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中央集权。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宪宗皇帝条奏中兴六策：用忠正，屏奸佞，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引见待制官。他希望宪宗能用文德，复制度，兴太平＇注＇。
不久，李翱权知职方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这时，他受到好友李景俭的牵连，被赶出朝廷。李景俭是贞元十五年进士，自命不凡，恃才做物。元和末，宪宗破格提拔他为谏议大夫，他表示愿意将此职让给李翱。不久因得罪萧亻免、段文昌，被贬为建州刺史＇注＇，李翱出为朗州刺史。此时是元和十五年七月。＇注＇穆宗即位，李翱改任舒州刺史＇注＇。后来元稹用事，将李景俭从建州召回，恢复原职，李翱也回到朝廷，任礼部郎中。
李翱对自己的才学本来就有些自负。他满以为这次入朝，可以获得知制诰一职，但一直未能如志。因此极为不满，郁郁不乐。有一天他闯入中书省去见当时的宰相李逢吉，当面数落他的过失。谁知李逢吉又不与他计较，李翱心中不安，就向朝廷请求停官。一百天后，有关部门按惯例给他停了官，李逢吉又推举他出任庐州刺史。这时是宝历元年正月＇注＇。在任庐州刺史时，遇上大旱，疫病流行，百姓流亡。而权豪势家趁机发不义之财，贱买回屋，牟取暴利，逃避赋税，官府却仍向贫下户征赋。李翱上任后打击豪户，按田产多少征租赋，不许隐瞒。这样，减少了贫下户的负担。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李翱被征入朝，授谏议大夫。不久又以本官知制诰。太和三年二月，李翱与韦词同拜中书舍人。李翱这次能顺利入朝、顺利长迁，取得自己满意的职位，与韦处厚执政有很大的关系。
谁知宦途多故，风波难测。当初谏议大夫柏耆将出使沧州军前宣谕，李翱曾赞成此行。不久柏耆因擅入沧州遭到流放，赐死，李翱也因谬举获罪，降为少府少监，后来又被逐出朝廷，任郑州刺史。太和五年十二月，改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李翱遭受这次打击，心情极为沉重。他在《与翰林李舍人书》中说：
翱思逃后祸，所冀存身，惟能休罢，最惬利志，从此永已矣，更无健羡之怀。乞得余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风，岂止于比二疏尚平子而已！
他表示自己已厌倦仕宦，想从此归休林泉，修身养性。
大和七年（833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十二月，李翱被征还朝，任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任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翱去世，终年70岁。后来议谥为“文”，称为文公。
李翱一生没有任过什么显赫的官职，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他的仕途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他在当时以文章见推，而对后世的影响却在思想上的创造。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排击佛教，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与陆亻参书》、《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奸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二、重文德之治 知生民疾苦
李翱的政治主张大体上根抵儒家学说，但并不系统。他主要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情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他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李翱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中央政府与藩镇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裴度为相，平定了当时最骄悍的割据势力——淮西镇吴元济。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但他认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新唐书》卷177《李翱传》）。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修文德”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他劝宪宗说：“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平，可不劳而功成也”。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臣必知百姓乐康，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注＇，这是和气感应的结果。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