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到使其“亘千万年无颓坏。”他说：“夫君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这段话表明了司马光治国思想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一派封建贤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规谓之“远谋”，劝皇帝要有深谋远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第四规谓之“重微”，劝皇帝时时警惕，做到防微杜渐，“销恶于未萌，洱祸于未形。”第五规谓之“务实”，强调“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凡一切政教设施，必须讲求实际，做到“拨去浮文，悉敦本实。”以上五规均以“保业”为目的，其余四规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途径。
“三言”，“五规”的提出，构成了司马光治国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论思想之纲目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这些建议虽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用，但却在统治者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继续恳请建储。这是司马光为谏官之后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谏官之前，他曾接连三次上疏，力陈早日建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谏官后的第一次面见仁宗皇帝，就当面提醒他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2）仁宗帝也当面赞扬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是事隔很久，仍未实行，为此，司马光又继续上疏，催促仁宗接纳他的请求，结果终于使仁宗帝下了决心，把他的奏章发送中书省会议定实行。事隔不久，仁宗将其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第13子赵曙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仁宗就死了，遗诏命赵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这个关系到统治核心是否稳固的大问题，在司马光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三件大事是调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内部矛盾。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赵曙于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几天之后生了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内外矛盾尖锐，处在危机四伏之中。司马光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深怕不是亲生母子的曹太后同英宗皇帝不和，造成统治核心的分裂。情况确实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后的关系时好时坏，在病重时对母后“时有不逊语”，加上有人从中离间，弄得太后大不高兴，一些曾反对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就“乘机阴进废立之说”（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两宫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绞尽脑汁，一再上疏调和两宫的关系，重点是明陈两宫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宗孝谨太后，在他的调停下终于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内部团结，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后来，太后终于还政于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况继续加强。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谏官期间，本着“安国家，利百姓”的原则为民请命。司马光有较长时期在地方做官，对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为《道傍田家》的诗，道出了农民的艰苦情况：
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
翁携镰索枢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静夜偷春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一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
（《皇朝文鉴》卷21）
这首诗的内容表明司马光对下层农民的疾苦是很关心的，他对城市贫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因思闻井民，糊仰执薄技。
束手已连旬，妻儿日憔悴。
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匾。
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
（《传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纪事呈同舍》）
鉴于这种情况，司马光想到自己负有解救斯民之责，深深感到有愧于心，认为必须设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温饱，于是又写道：“一夫有不获，伊尹深为羞。何当富斯民，比屋困仓稠。”（《传家集》卷32，《言蓄积札子》）很想在这方面实现他的愿望。他在谏官任上，除了关注于巩固国家基业的大事之外，也本着“国以民为本”的原则，进谏了一些要求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孔子“节用而爱民”的思想，请求统治者带头崇尚节俭紧缩财政开支，禁止乱摊乱派和惩治横征暴敛之官，同时还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滥征百姓当兵。遗憾的是他的这一番苦心献策，却未得到采纳。以上谏议，虽然是本着忠君、利国、养民的儒家政治原则，为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着想，但比起当时多数昏庸腐败贪戾的统治者成员来，算得上是一位为民请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三、编修《资治通鉴》 史学成就称高峰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部闪烁着光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书是一部294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平生笃好史学，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历史，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并立志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网络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通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前，他就写成了战国至秦二世，名为《通志》的历史八卷进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个爱学习历史的人，他“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传家集》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这就使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他决心编好这部著作，为帝王治国安邦提供一部切实可用的“龟鉴”。他对英宗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历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佳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同上）。这是他对《资治通鉴》的编写目标的合理的设想。就是说，他计划以编年体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对于卷帙的长短，是为适应人君日理万机，读书时间很少，确定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将浩繁的历史缩写出来，为皇帝提供一部切实可以借鉴，作为治国经验的历史教材，其取材范围仅限于“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的两大主题。这些建议被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从此开始，司马光便竭力投身于此书的编写活动之中。
原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就开始了编写《历年谱》一书，采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稽古录》卷16，《历年图谱》），用《春秋》一书的编写形式，分别编排略记了每个朝代及分裂时代各国之历史大事。全书共记录了1362年历史，共分为5卷，这部书已经形成了编修《资治通鉴》的提纲的雏型。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取材上以《史记》为主，兼采他书，基本上按照《左氏春秋传》之体例，编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进呈英宗，这部书的内容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亡为止，对“战国七雄”的“兴亡之迹，大略可见”（《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英宗看了，非常赞赏，接着便正式命他负责编写《资治通鉴》，由于此项工作的工程浩大，“私家力薄，无由可成”，请求找两个助手进行协助。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也爱历史，重视历史经验，他认为这样的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乃命名曰《资治通鉴》。并亲自预作了书序，叫司马光在书成之日，将此序文编进去。这样他便在最高统治者的有力支持之下，更加充满信心地从事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修史工作。
接着又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成立了编书局。下一步工作就是物色人才，协助编书，司马光慧眼识才，他选出了两个很有史学才能的人，一个是年仅35岁的刘恕。刘恕（1033—1078年），字道原，筠州冲江西高安县）人，此人自小酷好历史，是一位历史知识十分丰富的饱学之士，被授为同编修，后迁著作佐郎。另一位是刘囗（1023—1089年），字贡父，自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此人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曾著书百卷，“尤邃史学”（《宋史·刘敞传》）。他不但精通六经，还能“读典坟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典”（《栾城集》卷28，《刘囗中书舍人制》）。在参加书局之前，他就同其哥刘敞，侄子刘奉世同著有《三刘汉书标注》6卷，自著《东汉刊误》4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经史新义》）7卷。后来，他因出任外官离开了书局，走后，他的工作由范祖禹接替。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成都华阳（属今四川成都市）人，嘉八年（1063年）进士，此人自幼“闭门读书，未尝予人事”（《宋史·范镇传》附）。他“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传家集》卷45《荐范祖禹状盯，他精通唐史，曾自著《唐史》12卷，《宋史》说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张端义：《贵耳集》），后来宋高宗说：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意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范大史集》卷41），上述诸人都是很有知识和才华的高水平历史学家，他们为《资治通鉴》的成书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此外，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参加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共历时19年，全书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之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由司马光总其事，刘囗、刘恕、范祖禹等人各就所长，分段负责，第一步是从浩瀚的史料中选取排比材料为“丛目”，对“丛目”要求史料齐备，时间清楚；凡与时事稍有关联的，就要求尽量依次增附，由编修人员负责收集自己分工范围的资料，进行选取和排比编写而成。第二节是编写“长编”，长编就是把写丛目时编排的资料全部检出，经过认真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之后，进行综合归纳，重新整理成篇。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是删改定稿，由司马光自己负责，就是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删繁削冗，修辞润色，最后总其大成，完成定稿而成书的。从丛目到长编再到定稿的三个步骤，是司马光对历史编纂学的创造性贡献。《通鉴》的成书，可以说是司马光毕生心血的结晶，因为这部宝贵历史文献之所以能够完成，是他从成年以来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最后硕果，仅从他“立志成一家之书”算起，包括《历年图谱》和《通志》的写成，到《通鉴》的最后完成，共用了30年的岁月，正如他在《进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在此书最后完成的第三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它的年代，起迄长达1362年，全书三百多万字，在内容上它除了着重记述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同时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亦有所略述。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思精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传家集》卷17，《进资治通鉴表》）。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使人阅读起来觉得铿锵有声，韵味无穷。此外，《通鉴》也是一部富于文彩的佳作，它的文字简朴生动，寓意深刻，其文学价值高，写得生动感人，耐人寻味。
正是因为《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所以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很高。宋元之际的封建史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