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代儒宗绍孔孟 影响后世七百年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形态。它是宋、元、明、清时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明理学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酝酿、准备过程。从唐代的韩愈、李翱起、经过宋初的胡援、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者之准备工作，至北宋开始形成体系。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载等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真正形成体系，使理学具有初步完整形态的人，则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对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最后确立了自韩愈开始所标榜的“道统”说，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文彦博在为程颢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
（《宋史·程颢传》）
二程终生精思神虑，阐发儒经之义理，又吸取佛、道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于理学之中，用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使之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从而大大增强了儒学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二程的理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被其后学加以继承发扬，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独到的思维能力、具有开创学派的聪明睿智之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和总结前代与同代儒学大师的成果在这方面，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已经为他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其次，在学风上，二程开创了有别于“汉学”的治经途径。他们突破了汉人治经专重名物训诂和严守师传、不敢独立思考的旧习，而特别注重探求义理，阐发孔、孟之道，并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这种治学方法虽然不为二程所独具，但在他们那里表现得最充分。他们所探寻的“义理”虽然集中于对儒家经典中“性与天道”和纲常伦理大义的阐发，但它却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默守陈词的治学方法，不失其为一种大的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二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是从二程那里出来的，所谓“陆王心学”，基本上导源于程颢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一理学流派，也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传》
2．《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3．《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4．《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程颢 程颐》第三卷上齐鲁书社出版
5．《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朱于文集大全类编·明道先生年谱·伊川先生年谱》清咸丰中徐树铭刻本
7．《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任继愈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峰先生 胡宏
（1104——1161）
胡宏是南宋初期一位爱国主义和影响较大的进步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一时期理学阵营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理学家。
一、志在立身行道 不求富贵利达
胡宏，字仁仲，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人称“五峰先生”。他一生潜心于对儒学经义的研究和发挥，没有做官。
胡宏的父亲胡安国是北宋末期的著名经学家，在理学中也有很大的名气。胡宏是胡安国的少子，很小就跟随其父接受理学思想，后来又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宋史·儒林五》）。后来，由于其父早年同秦桧有较好的私交，秦当国之初，曾致书胡宏之兄胡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同上）胡宏不愿与秦桧为伍，回信严辞谢绝了秦桧。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胡宏说：“政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同上）。在回书中，他表明了自己已立志专做学问，不求功名利禄。胡宏说：“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五峰集》卷2，《与秦桧书》）表现了他不阿奉权势，不随波逐流，决心不去作官，只愿做一个有道德，有大节的，有助于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秦桧死后，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托病不出，以后竟终身不仕。黄百家在《五峰学案》的按语中说：“文定（胡安国）以游广之荐，误交秦桧，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窃所痛心，故显与秦桧绝。……先生初以荫补承务郎，避桧不出，至桧死，被召以疾卒，……其志昭然千古着见焉。”其大节大义真如他自己所说：“身虽死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
胡宏一生矢志于道，以振兴道学为己任，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他自幼从其父研习儒学，又在扬时和侯师圣那里学习了二程理学，后来曾悠游南山（衡山）之下20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终于成为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二、心系社稷安危 关注人民疾苦
生活于内忧外患时代的理学家胡宏，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不问天下之事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学问、求大道，不仅是为了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大节的人，同时还本着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的理想和抱负，力图将其所学用于匡时救世。身虽在野，心系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复仇，收回故土，他反对苛敛无已，关心人民疾苦。对于如何抗金复仇，如何安邦治国，胡宏自有一套系统的思考。他在《上光尧皇帝书》中，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这封万言书中，一开头就说：“臣闻二帝三王，心周无穷，志利虑天下而己不与焉，故能求贤如不及，当是时，公卿大夫体君心，孜孜尽下，以进贤为先务。是时，上无乏才，而山林无遗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欢而无纤芥，形迹存乎其间。”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为政，第一要出于公心，志利天下，第二要广求贤才，使不被埋没于村野，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辅助人君成其功业。
接着，他不无针对性地说：“这后世衰微，心不及远，志不周扬，据天下势利而有轻疑士大夫之心，于是始有道世不返，宁贫贱而轻世肆志者；于是始有奔走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高贵者。”这里所指的“后世”，显然主要是指当世，在当时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级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势利之徒。他指出：当时那些“奔走于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谋取富贵者比比皆是。与胡宏同时代的岳飞，在当时也很有感慨地说：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二人都是爱国志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万言书，主要是向皇帝“陈王道之本，明仁义之方”，要求来高宗施行仁政，并具体提出了如何抗击金人和治国安邦的五条建议。
首先，要求兴兵北伐。鉴于靖康之难，徽铁二帝为金人所虏，已历时九年，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他说：“陛下大仇未报，叛臣未诛，封疆日蹙，危机交至，义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惧，迎接徽、钦二帝回国，使父子兄弟得以团聚，决不应该“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他指出：尽地管朝廷竭尽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谋我之心乌有限制？土我上，人我人，然后彼得安枕而卧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复仇之心，行讨乱之政，积精积神而化之，与民更始”。
第二，整饬三纲，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纲”为“中国之道”，治国之本，“三纲立，边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认为，若能“定名分，正三纲”，行仁政，施恩万姓，就可使“四海归命”，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为此，他要求慎选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贤；夺冒滥之职，以屈高士”。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实功罪，诛赏必行。任官称职者，使久于其位；过恶已张者，编之于民。”他说：“夫国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亿兆之心也。”对于那些贪戾失职的“生民之蠢贼”，若能“汰而黜之，则得民心”。他规诫人君：“仁覆天下，则众得所愿而戴之；后不体元，为政不仁，无以保天下，则民择仁厚而归之。”
第三，鉴于宋室南渡之后，国家尚处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建议人主要关心人民，要有“爱民之心”。胡宏指出，当时官府对老百姓“诛之若禽兽，取之若渔猎，发求无度，科敛无已，胁之以势，却之以威”，使得他们“惨毒切于饥肤。冻馁迫于忧虑”。因此，要求减轻人民负担。他说：“财者，天地有时，四民致功者也，取财于四地则无穷，取财于四民则有尽。”反对朝廷对人民“种敛无已”的政策。胡宏强调说：“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国者，务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强者，务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诛剥之政，纵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莱多荒，万民离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国之心腹，强调爱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损伤，这种重民思想，是胡宏对儒家民本思相的光大和高度发挥。在万言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揭露了南宋政权的害民之政，认为只有认真对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视民如伤”，实行减轻赋敛，惩贪养廉，鼓励发展生产。只要使“仁得加于百姓，邦本安，而讨逆复仇之兵可振矣。”把对人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兴社稷和实现复仇统一的根本保让。不难看出，胡宏的建议虽然是从维护封建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但其同情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赞杨的。
第四，建议孝宗皇帝重视和精选人才。他说：“夫欲成王业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谓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业素定于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举而措之，先后有序，纲施纪布，望道期功如臂运指，莫不从心。”他认为，首先要选好辅相，“辅相者，百官之精，选才之所自进，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当，“守令非其人，则政繁赋重。民力殚竭，而盗贼起于困穷矣；将帅非其人，则仇敌外纵，衅孽内生，而技枝伤心之祸萌矣。……诚得贤士举而任之，使尽其积，则天下之善，何所不进”。他认为，选好人才的关键在于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恶刚直，则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龌龊而忌英果，则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对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选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确建议，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治国者亦有借鉴作用。
第五，他在上书中，还要求裁减冗兵，大兴屯田，罢度碟，没收天下僧尼道士之产业等开源节流的正确建议。
此外，胡宏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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