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 第1部分

　　　　本篇回忆是继续《学生时代》而写的，由回国，写至来到台湾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满十六年，在日本满十一年，在上海满六年，在南京满七年，抗战军兴，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带，约有一年，在重庆满八年，在广州约二年，住在台湾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国三十七年，现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书所述乃来到台湾以前的事，还是平平凡凡，既不谩骂别人，别人谩骂亦不反驳。但过去人情风俗，尽量叙述，因为返到大陆之时，这种人情风俗也许都改变了。　　　　
　　　　关于回忆录，人们喜欢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于说明我与那一位要人，有什么关系，我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这种文章，阅者大率不喜欢看，而且看了觉得头痛，故我尽量舍去不谈。由平平凡凡的事，认识当时的民风士气，这是本篇的写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第一部分　上海第1节　初到上海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那个时候，外国人之视上海，不视为租界，而视为殖民地。英国的租界在大马路一带之地，这个地区是最热闹的。巡捕除红头阿三外，有躯干高大的江北佬，红头阿三脸孔都是黑黑的，脸形相差不远，初到上海之人，往往难于分别，每到一地，看见红头阿三，往往深怪何以此人又在这里。法国的租界在霞飞路一带，巡捕除安南人外，亦常雇用江北佬。日本的租界在北四川路一带，即由英租界越过白渡桥，就到了日本租界，巡捕以日本人居多。在法租界与英租界之间，有一地区叫做“三不管”。所谓“三不管”，即英国不管，法国不管，中国也不管。当时人力车均有牌照，牌照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大照会，是英国巡捕房发给的，它可在各租界及中国界通行；另一种叫做小照会，是中国工务局发给的，只许通行中国界，不许越过租界一步。所以人们坐车，须先注意所坐之车是大照会么，或是小照会。如果你坐小照会的车，到了租界，必须换车。这是初到上海的人不会知道的，而且以后的人也不会知道。　　　　
　　　　一年，我由福州坐船至上海，船泊高昌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要到英租界的客栈休息，车行一半，车夫要求换车，我以为他敲竹杠，不肯下车，路人聚观者甚多，有位路人告我，这是小照会，只能行驶中国界，你要到英租界，必须换车。自此而后，我才知道上海人力车有小照会与大照会之别。但是大照会可进入中国界，小照会不得进入租界，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　　　　
　　　　上海的电车分为两等，即第一等及第三等，没有第二等。最初只许中国人坐三等电车，盖当时列强均指中国为三等国，故由一等即降落为三等，没有二等电车。其后中国人衣冠整齐的也可以坐一等电车。三等电车挂在一等电车之后，两傍均有“大众可坐”四字。我最初还以为坐三等车不要花钱，那里知道这是专给中国人坐，也要买车票的。　　　　
　　　　上海码头是很纷乱的，刚到上海之时，看到纷乱情形，不能不摇头叹息，其实码头的苦力颇有组织，只要你把行李交给某旅社，绝对不会失掉。轮船一靠码头，就有许多“接水”上船，招揽客人，他们手中执有旅社的牌子，此际你绝不可乱接牌子，接了而又不住他的旅社，必定发生许多纠纷。你若愿意住在那个旅社，可将牌子接下，点明行李几件，交与“接水”，自雇车子直接往该旅社，行李绝不会丢。一年我由日本回国，船靠码头之时，依习惯，去住吉升栈，因为住在吉升栈之内，容易打听有何轮船驶往福州。半小时后，行李到了，少了皮箱一件，该“接水”说，不要紧，即可寻回，果然不及一小时，我的皮箱来了，启箱一看，一件东西都没有失掉。纷乱中有组织，这是上海码头的情况。　　　　
　　　　要在上海开业，尤其开商店、旅社、戏院之类，非加入帮会不可，否则必将有流氓捣蛋。上海是外国人的租界，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行于其地，而外国人对于中国情形又不熟悉，因之帮会就有了很大势力。我们都知道法租界有三位名人，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帮会的领袖。他们势力似由法租界渐次伸张到英租界，至于日本租界的帮会首领为谁，没有人说过，也许也受他们三人的控制。在三人之中，杜月笙坐第三把交椅，然其名望似在黄张之上。大约是民国十七八年吧！杜氏宗祠告成，他的家里热闹极了，有名伶演戏，有名妓陪酒，而法国公园也于夜里大放花火。杜氏以浦东一个贫儿，竟有这种地位，其聪明才力自有过人之处。毕竟杜氏没有政治野心，其所交游多系江湖好汉，苟有萧何、曹参为之运筹帷幄，则亭长还乡唱大风，其事业当不限于上海之内。民国十七八年之时，《杜月笙传》所举之陈群已经下台，但杜氏还委托他经营大东书局（胜利后，大东书局由陶百川君办理），后来不知何故，陈群也参加了汪记政府。周佛海与陈群本有仇恨的（其中原因，据佛海说，是借钱问题），竟然碰在一起。陈群毕竟是帮会的人，抗战胜利，他就服毒而死，丈夫死即死耳，何必“免冠徒跣，稽颡请罪”。


第一部分　上海第2节　卖文为生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住在上海整整六年，最初是主编《孤军》杂志（政党号开始主编），孤军社同人多数是日本帝大毕业生。此时曾琦也由法国回来，因为《孤军》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他创办《醒狮》之时，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每隔一星期，就在法租界曾君家里，交换意见一次。在座者有四五人。两个刊物立论未必相同，日本留学生都读过马列之书，但受了德人Kaustsky的影响较大，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行经济落后的国家，至于曾琦等人之立论如何，我已经忘记。双方反对共产主义虽然一致，而根本观念不尽相同，所以两派不能联合起来，组织青年党。　　　　
　　　　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他本来是研究亲族法的，原名为汇曾，投稿《孤军》杂志之时，才以希圣为笔名，后来就以希圣为本名，而汇曾之名，反无人知道了。西湖会议之时，希圣有否参加，我已忘记。会议结果，改《孤军》为《独立青年》，主编《独立青年》的则为郭心崧。他也是帝大毕业生。　　　　
　　　　初到上海之时，住在闸北宝兴路宝兴里，我没有职业，只以译书，卖点稿费为生。当时物价是很便宜的，所以没有职业，也不觉得什么贫苦。我记得一个铜钱可到“老虎灶”处买条码三个，一个条码可换得开水一壶。晚间饿了，叫老嬷子到邻近买饺子，一毛钱可买二十余个。此时我家眷亦在上海，我还雇得两位老嬷子，一位是长男公强的乳母，另一位则负煮饭洗衣之责。乳母由福州带来，月薪八元，煮饭是扬州人，月薪不过四元，每日买菜，四五角够了，有鱼吃，有肉吃，鱼比台湾的新鲜，没有臭味。不久，我又在大夏大学兼课数点钟，点钟费少得可怜，然亦不无少补。在我未进大夏大学以前，中山大学（当时似名为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已经请我到广州讲学，在我将次出发之时，接到广东大学朋友来信，谓校内发生风潮，暂缓启行，时为民国十四年。行李已经摒挡好了，临时作罢，两个月后，友人来信，谓可来广，但时局不甚安定，我就决定不赴广州，而留在上海，卖文为生。　　　　
　　　　宝兴里邻人大率都在商务印书馆内做编辑工作。王云五先生此时已经开始研究四角号码。我对于这种学问完全是门外汉。但我当时受了暗示，很想改造汉字，第一是不常用之字不要，第二是意义相同者只存一字，例如“我”、“予”、“余”、“吾”，虽然当时有人谓其中有英语的I、　my、　me之别，我则认为只存一字可矣，其余三字可以不要。第三是最艰难的问题，即将中国字完全改造。中国字大约合并两个部分而成，或左右两部分（例如“池”），或上下两部分（例如“芝”），或一部分又在字之中间（例如“街”），这就是中国字不容易简化的理由。而且同是一样的傍，有的字形大，有的字形小，这又是中国字虽然分为两部分，而又不易分开，再集合起来排印的原因。其有规则性者，例如“同”字是音，左边加“木”，则为梧桐之“桐”；左边加“金”，则为五金之“铜”；左边加“水”，则为深穴之“洞”。何以加“水”，在理应作“土”傍或“石”傍。又如“马”字是音，左边加“女”，则为母亲之“妈”；左边加“虫”，则成蚂蚁之“蚂”；左边加“玉”，则为玛瑙之“玛”；左边加“石”，则成砝码之“码”，由砝码又变成号码之“码”；上加两“口”，则成对骂之“骂”。但有时又不合这个原则，“马”上加“加”，乃从“加”音，而为“驾”。至于“门”字之中加“开”为“开”，加“才”为“闭”，加“王”为“闰”，加“日”为“间”，理由何在，若能予以说明，则中国字不但容易认得，而且容易记得。最不规则的，可举“”字为例，左边加“水”为“沿”，发音为Yuan，左边加“金”为“铅”，发音为Chicn，左边加“舟”为“船”，发音为Chuan，何以发音完全不同，令人莫明其妙，闽音“沿”之音与“铅”同。　　　　
　　　　住在宝兴路约有一年，又迁到逢源坊，逢源坊也在闸北，中国界的房租比较租界内的房租便宜。迁到逢源坊之后，留日帝大同学也陆续回国来了。此时物价甚廉，旧雨相逢，不能不稍为招待，吃完晚饭之后，又到游艺场玩耍。新世界、大世界，以及三公司的乐园，花样甚多，而以大世界最见热闹，有相声，有京戏，又有大鼓，我还是爱听大鼓。台上排一桌子，拉胡琴的人坐在中央，胡琴有四五尺之高，唱大鼓的是一位少女（似是小黑姑娘），一手执木棒子，以敲羯鼓，一手执手巾，歌声或而快板，忽又慢板，或而高声，忽又低音，而如白居易诗所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唱到昂扬之时，忽又停止，而如杜甫诗所说“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台下听众无不大声喝彩。大世界内有一种文雅的赌博，叫做诗谜，即将旧诗中写出一句，中空一字或二字，例如“军令□闻诛马谡”，写了五字，“不”、“未”、“只”、“常”、“罕”，令人猜出一字。这是李商隐的诗，明明白白是“未”字，如果押未字之人太多，出谜的人取出桌下书本，翻开一对，原来却是“不”字。盖他们也花了本钱，故意印成错字数本，均置在桌下，观押的那一字最少，即取出那一本书。他有书本为据，你要与他争论，也无结果，吾友爱好此道者人数不少，而押中的却寥寥无几。京戏我是不喜欢看（听）的，有时亦伴友人赴大舞台去看。外国人往看者亦有其人。但外国人所欣赏的不是台上的戏，而是台下茶房将许多脸布卷成一束，掷到楼上，楼上茶房接住，分给客人，客人用后，又由楼上茶房收回，亦卷成一束，掷到楼下，楼下茶房用手接住。不会分散，亦不会掷在客人桌上，技术甚见高明。此时阎瑞生之戏，似是在演，我还记得其中数句：“你把那枉冤事，对我来讲”，犹如梨花大鼓，我记得最初一句是“三国纷纷动干戈”，我对于此道完全是门外汉，伴客人看戏，我觉得极其苦痛。　　　　
　　　　此时遇到异想天开的同学，他姓胡，名什么，可以不说，他常常向我借钱，一次借，二次借，五六次之后，他无意中说出真话。他说：“要作政治活动，不能不有经济基础，我们不能做生意，只有用赌博之法，希望赌运好转，一据千金。”我听了之后，即对他说：“世上那有用赌博发财之人，我现在不愿再把金钱借你了。”从此而后，他就不来吾宅，结果如何，则不之知。


第一部分　上海第3节　上海的崇洋空气

　　　　当时上海因为大部分是外国租界，洋人气焰嚣张，不但买办，就是知识分子也有洋奴的气质。在我六七岁之时，汽水叫做荷兰水，大约是由荷兰国输入的。才有电话之时，叫做德律风，这是翻译英文telephone之音的。在吾国尚未丧师失地以前，目四裔为夷狄，对于外国名称，多加狗傍，如英吉利写作狤猁等是。后来由于洋人认识中国字，提出抗议，才把狗旁取消，狤猁变为英吉利。那时火柴均由瑞士输入，我犹记得其商标为一匹猴子拿着一个棍子（棍子表示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