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头，伸出手去，抚摸着那些瓦。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是无比珍惜的样子。摸过了，老渔叉在屋顶上站起了身子，沿着屋脊，在往西走。一直走到头。兴隆看见自己的父亲挺起了肚子，大声喊道：“干净了！干净了！干净了！”这是老渔叉的这一生最后的三句话，就九个字。兴隆没有听懂。但兴隆从父亲剧烈的晃动当中看到了灾难种种。兴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发现父亲直挺挺的，脑袋朝下，一头栽了下来。
老渔叉没有葬礼。埋葬得也相当草率。他的尸体被一张草席裹着，三两下就完事了。这个怨不得别人，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这个人真是不懂事，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呢？你急什么呢？晚几天就不行么？哪一天不能死人哪。他的丧礼只能这样，只好这样了。所以说，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死相当关键，它比一个人在什么时候生还要重要。会生不算本事，会死才算。吴蔓玲得到了老渔叉的死讯，特地把兴隆叫到了大队部。吴蔓玲交待说，因为“情况特别”，她希望老渔叉的丧事“简单处理”，希望兴隆能够“顾全大局”。兴隆点了点头。这一点其实是不用吴支书关照的，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兴隆怎么能替父亲办丧礼呢。不可能的。给老渔叉敛尸的时候兴隆的妈一直守在老渔叉的旁边，她望着老渔叉，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脑袋。可是兴隆的妈突然跳了起来，跳一下拍一下巴掌。她一边拍，一边喊：“才好！才好！才好！”
作为王家庄的中心，大队部的重要性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真正地显示出来了。只要一有空，人们就自觉地来到了这里，默默地站上一两个时辰。尤其是夜晚，在通往大队部的各个巷口，行人络绎不绝。气油灯把灵堂照得和白天一样亮。气油灯这个东西特别了，只有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才会使用它，因而，它不只是灯，而是一个标志，是事态重大的标志，是形势严峻的标志。气油灯烧的是最普通的煤油，然而，有一个很大的气囊，打上气之后，它的工作原理有点类似于焊枪。它的灯泡不是玻璃的，而是一个小小的纱布袋，在气压推动着煤油向外喷射的时候，小小的纱布袋燃烧起来，没有明火，却能够发出耀眼炫目的光芒。大队部的大门是敞开的，气油灯的光芒冲出了门外，像一把刀，把黑夜劈成了两半。左边是黑夜，右边也还是黑夜。刺眼的灯光使黑夜更黑，天更黑，地更黑，人们的脸更黑。漆黑。一个人就是一个黑色的窟窿。
九月十五日下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事实上，追悼大会的会场不只是天安门广场，而是中国。是东北，西南，西北和东南，是长江与长城，黄山与黄河，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天在哭，地在泣，山河为之动容，天地为之变色。五十六个民族低下了脑袋。这是中华民族最悲恸的一天，毛主席，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离去，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可估量，谁也不可估量。天下没有这样的度、量、衡。天是晴朗的，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下雨。泪飞顿作倾盆雨。
王家庄的人们聚集在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四个生产小队，排成了整齐的队伍，随着高音喇叭里的指令默哀或者鞠躬。高音喇叭把北京的声音传过来了，此时此刻，王家庄和北京是一样的，——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和北京这样靠近过，反过来说，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北京如此这般地无所不在。北京是水银，具有无所不能的渗透能力。这种感觉雄壮了，巍峨而又恢宏。这种感觉使王家庄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勇敢和无畏：他们并不在王家庄，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北京。
为了保证会议的纯洁性，追悼会开始之前，吴蔓玲让佩全对会场做过一次全面的清理。这是人民对自己领袖的追悼，一些人是不能参加的。吴蔓玲开了一份大名单，“王秃子”王世国，“孔婆子”孔素贞，“地不平”沈富娥，“脸不平”卢红缨，“蛐蛐”杨广兰，“喷雾器”于国香，还有顾先生和王大贵等十四人从会议的现场被剔除出去了。吴蔓玲关照说，虽然把他们剔除了，但他们不许回家，他们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子底下”，否则，他们会“乱说”，“乱动”。把他们弄到哪里去呢，这还难办了。好在佩全想出了一个好方法。他找来了一条水泥船，把他们统统赶到船上去，随后把水泥船划到大队部门口。就在水的正中央，抛下锚，水泥船四面不靠，停在那儿了。这样一来好了。追悼会在岸上，而他们在水上。一方面，他们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在。两全其美了。十四个人把水泥船挤得满满的，该立正立正，该鞠躬鞠躬，都流了泪，一切整齐归一，同时又有条不紊。其实呢，复杂了。就说顾先生，顾先生对这一次的安排极度的不满意。敢怒不敢言罢了。他怎么可以和“这些人”在一起悼念毛主席呢？这是一个隆重的时刻，他不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可是，不在一起又能到哪里去呢？顾先生只能哭。哭得格外地尽力，哭到后来，都有些缠绵了。顾先生的悲伤是孤独的，顾先生的眼泪更是孤独的。这一点王家庄的人很难理解了。对别人来说，毛主席只是帮着他们翻身、解放。可是毛主席对顾先生的恩情就不只是这些，而是帮着他脱胎与换骨。顾先生是讲精神的，讲思想的。是毛主席把他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余孽升华成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顾先生爱上了革命，爱上了暴动，爱上了打倒、推翻、抄家、发配和惩治。这里头有别样的快乐，另一种幸福。这里头有精神的绽放。“这些人”哪里能懂，王家庄的人知道什么？他感受到了。毛主席对他有恩，他欠了他老人家的一份情。顾先生没有别的，只想在追悼会的现场默默地表达他的感恩。可是，不能够了。顾先生不只是悲伤，还有委屈。透过泪眼，顾先生远远地望着会场，会场上的横幅就是他写的，黑体字，再用剪刀把它们用心地剪出来，每一个都有方杌子那么大。花了他整整一夜的工夫。横幅上的字顾先生看得见，“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然而，中间毕竟隔了半条河，不是那么回事了。顾先生伤心，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还要伤心。眼泪是可耻的，可今天，顾先生忍不住。高音喇叭终于传来了《国际歌》的旋律，顾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国际歌》的过门了，是一把长号，充满了牺牲的激情，悲悯、庄严，沉郁而又雄壮，仿佛号召人们一起去死。事实上，顾先生一听到《国际歌》就想死。《国际歌》的旋律刚刚响起，顾先生的热血沸腾了，他泪流满面，来到了船头，旁若无人，用俄语高声唱道：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内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内尔
就一定要实现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孔素贞找到了王世国，她要做佛事。她要为毛主席超度，她要为毛主席好好念一念《金刚经》。王世国响应了。零点过后，他把沈富娥、卢红缨、杨广兰、于国香她们召集起来了。他们上了一条船，划出去四五里的水路，就在船上，他们摆开了水陆道场。到底是秋夜的水，有一种凝稠的、厚实的黑，在无声地流。他们没有木鱼，没有磬，但他们是有创造性的，最关键的是，一颗心虔诚了。他们就敲船。咚咚咚咚的，声音传得相当的远。不过没事的，安全。他们跪在船舱里，面对着天上的北斗星，磕头，烧纸，焚香。他们要为毛主席化钱，不能让主席在那边受穷。毛主席一定能收到他们的这一番心意的，只要在北京中转一下，就收到了。他们在颂经。他们相信，在他们的祈祷声里，毛主席赤着脚，踩着莲花，正在向极乐世界去。二十年之后，他老人家一定还会回来，回到中国，回到北京，回到王家庄，领导人民过上天女散花的日子。一想到这里他们就难过了，但是，是那种满怀着希望的难过。一个个的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来。
第二天的一大早，许半仙就把最新的动向汇报给了吴蔓玲，吴蔓玲没有说话。搞封建迷信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次它的主题没有问题，在大方向上，还是正确的。吴蔓玲难办了。有些事情，做领导的不知道最好。知道了，是处理好呢，还是不处理好呢？一旦知道了，做领导的反而左右为难。吴蔓玲第一次对许半仙拉下了脸来，发了脾气，她不耐烦地对许半仙抱怨说：
“不要什么事情都过来报告！”
第十六章
秋天的第一场雨特别地长，嘀嗒了四五天，大地一下子就被这场秋雨浇透了，浇凉了。凉下来的日子实在是好，爽啊，连喘气都特别地顺畅。返晴之后的天空一下子高了，清澈得像驴子的眼睛，傻傻的，仿佛很多情，其实什么也没有。万里无云。偶尔有一两片羽毛一样的云，它们挂在远处，静止不动。可以想见，高空没有一丝丝的风。再偶尔还有一群雁，它们在飞，不停地变换飞行的阵形，由“人”变成了“一”，又由“一”换回到“人”。它们并不匆忙，是早早地有了打算的样子，所以能按部就班。而王家庄的大地上就更加安逸了，巷子里铺满了稻草。连续几天的秋雨把家家产户的草垛都淋湿了，好不容易放晴，就必须把它们晒干，这一来整个王家庄都是金色的了。稻草在秋日的照耀下发出了特别的气味，有些香，还有些涩，王家庄就笼罩在这样的气味里。闻上去叫人懒。当然，那些鸡是开心的，它们低着头，在稻草上寻找一些剩余的稻谷，不用争，也不用抢，各自守着各自的地盘，这里啄一口，那里啄一口，自得其乐了。
沈翠珍提着丫叉，一直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翻草。太阳挂在头顶上，但秋日里的太阳毕竟是秋日里的太阳，不那么坚决了，有了恍惚和马虎的意思，照在身上格外的爽朗。往常翻草这样的活计总是由红粉来做的，可红粉这丫头哪里还指望得上，不指望了。等把红粉嫁出去，沈翠珍想，真的要好好歇上几天了。今年的这一年不寻常，太不寻常了，什么事都赶上了，一件接着一件，就像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一样。是个凶年哪。太不省心、太不顺遂了。最愁人的还是端方。自打麦收的时候起，沈翠珍就一直在张罗他的亲事，眼见得秋天都过来了，没有一点头绪。没头绪也就罢了，还闹出了三丫这一出。哎，作孽呀。别看端方的条件这样好，他和三丫这么一闹，往后的事还真是不好说了。还是先放一放吧，不能急。等三丫的事慢慢地淡了，再往下说。这会儿给他提亲，再有肚量的姑娘也不会答应的。
沈翠珍一边翻草，一边想着端方，一抬头，却看见端方从家门口出来了，一手夹着草席、一手提着网兜，是要出门的样子。沈翠珍扶住了丫叉，望着端方手里的家当，有些不明就里，站在那里等。等端方走到跟前，沈翠珍把他叫住了，问：“这是做什么呀？往哪里去？”端方立住脚，瓮声瓮气地说：“我搬到河西去。”沈翠珍说：“搬到河西去做什么？”端方说：“我去养猪。”沈翠珍说：“你这是发的什么癔症？”端方不看他的母亲，也不理她了，兀自走人。沈翠珍喊了一声，说：“你给我站住！”端方就像是没有听见，脚底下拖了一长串的稻草。沈翠珍望着端方的背影，急了，硬是弄不明白端方究竟要干什么。他做什么不行，偏偏要去养猪。养猪当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终究不体面，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口彩。将来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问起来了，你们家儿子是干什么呀？养猪！怎么说得出口哇。沈翠珍一把丢下手里的丫叉，身边的老母鸡们一哄而起，吓得飞出去好几丈。她追上去，说：“端方！”可端方的身子已经在巷口拐弯了。
端方来到河西，钻进了养猪场的茅草棚。就在老骆驼的对面，架起了一张木板床。老骆驼五十好几的人了，驼背，后背上拱起来好高的一大块，村子里的人都喊他“老骆驼”。老骆驼还有一个特点，一脸的雀斑，像洒满了菜籽，所以，有不少人也喊他“老菜籽”。其实“老骆驼”和“老菜籽”都不是什么好听的称呼。可老骆驼这个人有意思了，他是有忌讳的，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