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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徵的恨，反而夸奖魏徵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李靖夜袭阴山
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战事虽然结束，但西边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还很强大，成为唐朝主要的威胁。太原起兵以后，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办法，维持了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侵扰唐朝境界，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唐太宗即位不满二十天，东突厥的颉利可汗率领人马十多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边。颉利以为唐太宗刚即位，未必敢抵抗，他先派出使者进长安城见唐太宗，扬言突厥兵一百万，马上开到。
突厥木牛车唐太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理颉利的威胁，把使者扣押起来。他先布置长安的唐军摆开阵势。接着，又亲自带了房玄龄等六名将领，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颉利出来，隔河对话。
颉利听说使者被扣，已经有点吃惊；再看到太宗亲自上阵，后面唐军旌旗招展，军容整齐，不禁害怕起来。他带着突厥将领在渭水对岸，下马拜见太宗。
唐太宗隔着渭水对颉利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为什么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
颉利被责备得无话可说，表示愿意讲和。过了两天，双方在便桥上订立盟约。接着，颉利就退兵了。
打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他跟将士们说：“外敌进犯，这是常有的事，并不可怕。怕只怕边境稍为安定，人主就贪图安逸，忘记战争，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从现在起，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战时我当将帅，带领你们抵抗敌人。”
经过唐太宗的鼓励，将士专心练武，不出几年，就训练出一批精锐军队。
第二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大漠以北发生饥荒。颉利可汗加紧对其他部族的压迫，又引起各部族的反抗。颉利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被打得大败。突利逃回去后，被颉利责打一通。两人因此翻了脸，突利投降了唐朝。
唐太宗抓住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等四名大将率领大军十多万，由李靖统率，分路出击突厥。
李靖是唐朝初年有名的军事家，精通兵法。他在隋朝末年归附唐朝，在唐朝统一战争中，立了不少战功。
公元630年，李靖亲自率领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将士们也慌了手脚，说：“这次一定是唐朝发动全国兵力来了，要不然，李靖怎敢孤军深入呢？”
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唐太宗十分高兴，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五千，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三千轻骑深入敌人后方，克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事啊！”
第124章 隋唐（12）（）
颉利逃到阴山以北，怕唐军继续追赶，派使者到长安求和，还说要亲自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到突厥，表示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察看颉利动静。
李靖领兵到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和徐世会师。两个人商量怎样对付。李靖说：“颉利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人马不少。如果让他逃跑，以后我们再要追他，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一万精兵，带二十天粮，跟踪袭击，一定能把颉利活捉住。”徐世也赞成这个意见。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
颉利可汗求和实际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季节来到，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暗暗高兴，防备也自然松懈下来。
当天晚上，李靖和徐世率领唐军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率领二百名轻骑，冒着夜雾悄悄进军。到突厥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开颉利营帐只有七里地了。
颉利得知唐军骑兵来到，赶快找唐俭，唐俭已经瞅机会脱身回到唐营。颉利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逃走。李靖指挥唐军追杀，突厥兵没有主帅，乱成一团。唐军歼灭突厥兵一万多，还俘获大批俘虏和牲畜。
颉利东奔西逃，最后带着几个亲兵躲在荒山里，被他的部下抓住后交给唐军，后来被押送到长安。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灭亡了。唐太宗并没有杀死俘虏。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让突厥贵族担任都督，由他们管理突厥各部。
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是“天可汗”。
打那以后，西域各族人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不断来到长安。在这一时期，我国高僧玄奘和尚也通过西域各国到天竺去。
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二种。制举主要是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的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材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则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被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最重。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的，“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也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是考试比较容易的。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转为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一定非常不易的。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考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立的，考生被录取之后只能在和其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的，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十分重要。
参加科考者主要有二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的，这种被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以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科考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化的。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认为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的，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主要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的，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的免除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时，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得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就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好提高官吏文化水平等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改变，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孤楚、萧与皇甫瑞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可见，科举制也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均田制与租调制
唐初，在多年战乱之后，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成为安辑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的制度：京官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六品4顷，七品3顷50亩，八品2顷50亩，九品2顷；雍州牧及外州官二品20顷，三品10顷，四品8顷，五品5顷，七品4顷，八品3顷，九品2顷50亩。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十四日，高祖下令开始征收租税：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的制度，其内容是：“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40亩，寡妻妾30亩（若为户者20亩）。”老男亦给田40亩。所授的田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受田的人亡故，他名下的永业田则转授给他的承户人，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这就是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