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诛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于紫辰殿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以天降祥瑞为由，请皇帝亲往观看。于是文宗与百官前至含元殿。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看视，官员们良久方回。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又要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去察看。宦官去后，李训立刻召郭行余、王前来接受敕旨，王害怕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听命于殿下。二人所领的兵士几百人都立于丹凤门外，李训也使人召入，但只有河东节度使的兵来了，宁的兵却没有到。
仇士良等到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神色惊慌，恰巧风吹幕起，又见到幕后埋伏有很多武装兵众，还听到兵仗碰撞之声，士良等慌忙退出。守门者想要关门，为士良所叱退。士良等奔至文宗所在，李训看见，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士良等上含元殿，将文宗扶上软舆，斩断殿后罘罳，急趋北出还宫。李训攀舆高呼：“陛下不可还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罗立言带领的京兆府吏卒300人，李孝本率领的御史台从吏200人都登殿欧打宦官，宦官死伤者十余人。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将文宗乘舆抬入宣政门，把门关闭，于是宦官皆呼万岁，百官惊骇散出。李训知道事已不能成功，换从吏绿衫，走马出宫，只身逃往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舒之舆、贾饣束等不明真相，退还中书，等候皇帝召见。
仇士良等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500人，持刀露刃，出东上阁门，逢人就杀。时宰相王涯等正于中书会食，闻讯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也蜂拥填门而出，门很快被关上，没能出来的600人皆被杀死。仇士良等分兵闭宫门，至诸司机构搜捕，又死了一千多人，横尸殿庭，血流涂地，诸司印章图籍、帷幕、器皿也毁尽无遗。宦官又派骑兵千余出城追杀逃亡者，并在城内索捕，至朝官之家，“掠其资财，扫地无遗”。宰相李训、王涯、贾饣束、舒元舆以及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均先后被捕杀，并遭族诛，还有不少朝官受牵连而死，朝列为之一空。一时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军中尉”，皇帝完全不知晓。事变时，郑注正率兵500人赴长安。至扶风（在今陕西兴平），闻事败，返还凤翔，也被仇士良以密敕令监军张仲清杀死，并屠灭其家。风翔节度府内坐枝党相连死者有千余人。
这次事变后参加屠杀朝官有功者都得进官爵获赏赐，仇士良等也进阶升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焰更盛，迫胁皇帝，蔑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文宗也因此郁郁而终。
会昌武功
昭义镇辖有泽、潞及河北邢、洺（治所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治所滏阳，今河北磁县）五州，领昭义军。节度使治所原在邢州，后驻潞州。元和十五年（820年）授刘悟昭义节度使，泽潞磁邢洛州观察使，治所在邢州。宝历元年（825年）刘悟死，他的儿子刘从谏作了节度使。唐文宗时，刘从谏上表斥责宦官仇士良，武宗即位后，仇士良指责刘从谏有异志，刘从谏十分愤恨，曾扬言要清君侧。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病亡，让他的侄子刘稹为嗣，主持军事，为牙内都知马使，又置大将王协、郭谊等为其佐。刘稹秘不发丧，他派遣使者到朝廷为刘从谏请医生，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刘从谏病重，请任刘稹为留后。王协向刘稹建议：严密监视住监军，厚遣朝廷派来的使臣，守住四境，不要轻易出兵，在城中暗做准备，等候朝廷的任命。但朝廷已知有诈，传旨命护送刘从谏的尸体到洛阳，刘稹入朝加官。刘稹拒不执行。
唐武宗召集宰相和群臣商议对策，大多数人主张姑息，建议让一位亲王遥领昭义镇，而授刘稹权知兵马事之职，即准其掌昭义实权。宰相李德裕表示反对，他劝武宗用兵讨伐，他认为：泽潞不同于河朔三镇，河朔习乱已久，累朝以来都置之度外，而泽潞地处心腹内地，一向任命儒臣为节度使。李抱真成立昭义军，他死后，德宗尚未允许其子承袭昭义节度使之职。后来刘悟作了节度使，渐渐自专擅权，敬宗因循之而未加约束，遂让刘从谏承袭了节度使之位。刘从谏曾企图兴晋阳之兵来清君侧，跋扈难制，他得病之后，便擅自将兵权授于刘稹，如果朝廷不加讨伐，准许刘稹世袭，今后将如何号令四方？其他藩镇哪个不想效仿？朝廷的威令将从此不存在了。李德裕认为讨伐刘稹是有相当把握的，他提出了用兵方略：刘稹依恃的是河朔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就将势单力弧，难有作为。朝廷先派一位重臣去三镇传旨，告诉他们，三镇节帅承袭是平定安史之乱后朝廷准许的，而昭义镇的命帅不能与三镇要同。然后成德、魏博两镇出兵攻取昭义镇所辖的邢、、磁三州，并许以厚加官赏有功将士，两镇听命则讨伐必能成功。武宗纳了李德裕的建议。
会昌三年五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被任命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调忠武军节度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攻讨刘稹。七月，命王元逵攻邢州，何弘敬取州，王茂元取潞州，各路军一齐进发。战事一开，李彦佐部逗留不前，李德裕遂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其副使，石雄到军中后取而代之。王元逵开战即取得胜利，他密表上告何弘敬心怀不诡，李德裕请派忠武军节度王宰率军取道魏博直攻磁州，何弘敬感到畏惧，领军渡漳水向磁州进军。八月，河阳茂元部被刘稹军薛茂卿部击败，不久王茂元病卒，李德裕命王宰率军驰援，王宰遂兼河阳行营攻讨使。十二月，薛茂卿由于对刘稹不满暗中与王宰联络，表示愿意归复朝廷，他放弃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县南），约王宰攻泽州，自己做内应。王宰犹疑不敢进，刘稹召回薛茂卿杀了，以兵马使刘公直代将，刘公直收复了天井关。河东节度刘沔与张仲武不和，李德裕调其为义成军节度，河东节度由李石担任，刘稹此时通过州刺史李恬向李石转上乞降书，武宗因答是，除非其面缚投降，否则不退兵。会昌年（844年）正月，都将杨弁在太原城内兵变成功，他与刘稹联系，约为兄弟，李石被迫逃出。朝廷中不少人主张罢兵。李德裕命李石率部与步骑援军数千返回太原平乱，河东兵闻此，先一步攻下太原，生擒杨弁。四月，由于王宰攻泽州不克，久不进军，李德裕调刘沔率义成军精兵两千前往。闰七月，河北邢、、磁三州抵不住两镇军的压力，邢州守将裴向，刺史崔嘏杀了城中大将四人，开城门向王元逵投降，接着州守将王钊，磁州安玉也先后打开城门向何弘敬投降。石雄部在泽潞频频进攻，不断取胜，眼看大势已去，郭谊、王协等密谋杀刘稹自赎。他们利用刘稹的亲信董可武诱骗刘稹交出兵权，然后将其斩杀，函其人头送交王宰。石雄率军进入潞州，将郭谊、王协诸将执送京师。武宗调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使，为防止成德、魏博两镇请地，授卢钧为邢、、磁三州留后。九月，下诏将泽州改隶河阳节度。
会昌年间讨伐藩镇的成功是宰相李德裕政治生涯的光辉顶点，也是唐王朝中央政府在宪宗元和之后的又一次短暂振作。可惜不久唐武宗死，李德裕被贬，夏又前功尽弃。
唐武宗灭佛
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百倍。”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费巨亿。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及朝廷贵戚也竞相崇饰寺观，奏度人为僧。玄宗时虽一度淘汰僧尼，整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大力提倡佛教。肃宗、代宗均在宫中设置道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宰相元载、王缙、杜鸿逐渐都喜好佛法，他们不仅造寺无穷，还为皇帝言因果报应，甚至上朝也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罚日益紊乱。有唐一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第154章 隋唐（42）（）
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一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与南诏的关系
隋末唐初，在现今云南大理洱海周围周围及哀牢山、天量山北部山区，分布有乌蛮、白蛮的许多部落。七世纪至叶，乌蛮不断移入洱海地区征服白蛮，形成了六个乌蛮部落，部落的渠帅称为“诏”，因此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蒙、越析、浪穹、赕、施浪、蒙舍。因为六诏之中蒙舍诏居地最南，故称“南诏”。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向唐朝称臣纳贡。高宗、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到长安朝见，都蒙皇帝召见，并赏赐大量的锦袍缯采等物。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逻盛炎来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