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青州，师至直沽，敌军海舟七艘。常遇春、张兴祖各率舟师，并河东西以进，步骑在陆上行军。元丞相也速等在海口（今天津）设防，看见明军的气势，望风丧胆，军士一时奔逃、溃散，元都上下大为震惊。徐达大军水陆并进到河西预备，打败元平章俺普达朵耳只进巴，擒获知院哈剌孙等三百余人。徐达进兵至通州，驻扎在了通惠河东岸，常遇春驻扎在了西岸。通州是元大都的东部门户，也足其重要的交通要道，想要攻克大都，就必须首先攻下通州。而当时通州由元朝的嫡系精兵以元将五十八国公率领敢死队坚守。在攻取通州的战略上，大多数人主张强攻，而指挥郭英主张设伏兵、诱敌深入，以求智歼。他说：“吾师远来，敌以逸待劳，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攻之。”第二日天气大雾，郭英以千人埋伏在道旁，自己率精骑3000直攻通州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果然率万余敢死队前来迎战，从两翼而包抄。战许久，明军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元兵乘胜追击，死咬不放，正在这时突然伏兵四起，元军陷入徐达布置好的军事“口袋”口，被分割包围，全部歼灭，擒获其将卜颜帖木儿。通州大捷，徐达消灭了元大都的主力部队，占据了通州这个战略要地。元顺帝听说通州陷落，十分震惊和恐惧，意识到大都也不能保全了，召集后妃太子商议避兵北逃。徐达于闰七月二十七日率诸将入通州城。第二天，元顺帝在皇宫召群臣开会。当时大都又一次遭到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之变，民生丧乱，不设守备，元顺帝叹息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于是决计北逃。但是，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都劝说固守京城，顺帝坚决不听。下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当夜三更，元顺帝携太子、诸妃等，仓皇出健德门，北逃上都。
八月二日，徐达率数十万大军在齐化门列出阵势，命将士填壕登城而入。徐达登上齐化门楼，执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不花、右丞相张康伯等，均被处死。大军入大都城，获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搜缴了二枚玉印和成宗玉玺一个。下令封住府库图书珍宝以及故宫诸殿，设兵守护。大都城的陷落，宣告了元朝统治的结束。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意在平定北方，仍以应天为南京。
防御蒙古
洪武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城，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但元的残余势力对明帝国北部边疆仍是很大的威胁。明廷为巩固国防，必须对元蒙残余势力进行有效的防御。首先是加强北部的边防，在北部边界驻扎大批军队，同时，封地位于北部的诸王，如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庆王、都允许掌握军队，以加强边防。为了解决北部驻军的供应，在北方地区还开始屯田，以巩固边防。其次是进行防御性的战争和必要的主动出击，打击元蒙残余势力。
洪武三年（1370年）春，明太祖委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汤和亦为左、右副将军，北征沙漠，打击蒙元余兵。这次出兵战线很长，西起今甘肃一带，东至今北京以北，分别在定安、宁夏、野狐岭等地给予蒙古势力以打击。
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命魏国公徐达到北平练兵，修缮城池，驾驶防御，并发给守边官兵衣服。二月，徐达将北平地区的居民后撤，有34000多户，撤到内地，散处各府。徐达还受命自北平到山西操练兵马。七月，明朝廷在东北方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统辖辽东地区各卫兵马。马云等从山东登州渡海，到达辽东，招降元蒙参政叶廷秀，攻走元平章高家奴，并在辽东修建城池，训练兵士备防。这年，淮安侯华云龙还从云州出击，大败元平间僧家奴等。
洪武六年（1373年）春，明太祖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到山西、北平练兵防边。四月，华云龙向明太祖奏报边防布置情形说：东自永中、蓟州、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共121处关寨，防线2200里。其五平口至官坐岭有关隘九处，相距共500余里，都是冲要，已设兵把守。其中，紫荆关及芦花山岭为重要通路，应设千户把守。明太祖采纳其建议。
洪武七年（1374年），明廷命大将军徐达分令王志、赵庸驻山西，杨、梅思祖驻北平屯田防御。四月，命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兴镇守北部边疆。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诏命永嘉侯朱亮祖、颍川侯傅友德率兵到北平驻防。洪武八年（1376年）初，明廷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率兵驻防延安，并训示他们说：延安地控西北，蒙元骑兵常在此散聚，如等他们入侵而后再设防，塞上之民必受其害。你们到边疆，应该严加防备。虽不见敌兵，要常像临敌那样警觉。三月，汤和等到达延安，元残余伯颜帖木儿派人来请和。明太祖听说，召还诸将，只留傅友德屯边防御。
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廷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等地督办军务。洪武十八年（1385年），国子监祭酒宋讷献守边策，他建言：备边应有足够的军队，而屯田对足兵十分重要。应从诸将中选拔有智谋勇略的人才，分管屯田，布列于沿边地区，远近相望，首尾相应。遇敌则战，敌去则耕，是为长久之计。明太祖高兴地采纳此策。
第228章 明朝（8）（）
洪武年间的后期，由于仅仅在边境布防，不能根本断绝残元势力的侵扰，于是进行防御性的出击。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任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为左副将军，蓝玉为右副将军，赵庸、王弼为左参将，胡海、郭英为右参将，率师北征。至九月，讨平蒙古纳哈出。随后，又命傅友德驻兵大宁防御。这月，明廷又任蓝玉为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左、右副将军，耿忠、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兵征讨元蒙残余，肃清沙漠。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等率兵由大宁出发，深入蒙古地区，兼程前进，击败元首领亲领的蒙兵，元首领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丞相等逃走，俘获蒙古吴王、代王、平章等2994人，军士男女77000余人，以及宝玺、图书、金银印、马驼牛羊车辆等，随后班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初，又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领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兵马，听燕王调遣，出征沙漠。当年三月，燕王朱棣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向蒙古进兵。明军乘雪急攻，蒙古乃儿不花投降，沙漠取胜，报捷京师。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底，冯胜奉朝廷之命到太原征兵，置卫屯田，备御蒙古。洪武三十年（1397年）初，命耿炳文、郭英巡视西北边境，并作防御及准备。五月，又命晋王、燕王、代王、辽王、谷王、宁王带兵备边。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又命燕王率诸王防御边境。同年，明太祖命燕王朱棣节制诸王，备御边防事务，他下谕说：居安不忘危，我的诸子，只有你多才智，攘外安内，不用你还用谁？你应该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御边患，使人民安生，辜负我的托付。这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去，其孙朱允即位。三年后，燕王朱棣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开始对蒙古进行较长时期的积极防御战争，并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平。
建文帝削藩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鉴于自己先后两个皇位继承人都不太理想。太子朱标，文弱而早逝；太孙朱允，“仁柔少断”超过其父。相反，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勋爵，却一个个精明强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因而，他时刻都在担心这些人会对其朱氏王朝形成危害。正是在这种强烈自私的疑忌心理支配下，朱元璋一方面极为残酷地杀戮或暗害功臣，以扫清稳定朱氏明朝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则又尽可能地倚重自己特有的众多的皇子。
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于编制祖训的同时，便确定了“封建诸王，屏藩皇室”的制度。翌年四月，封皇子朱为秦王，朱�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木肃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木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檀为鲁王；从孙朱守谦（侄朱文正子）为靖江王。让他们分别镇守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青州、长沙和兖州等地；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又分封皇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朱楧为汉王，朱植为卫王。让他们分别镇守成都、荆州、大同、甘州等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分封皇子朱木旃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为岷王，朱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柽唐王等，让他们分另镇守宁夏、大宁、云南、宣府等。全国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封王的过程中规定，诸王在其封地都可以可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拥有重兵，护卫甲士少者3000，多者19000余人。为此一来诸王的地位，仅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对他们都必须伏而拜谒。其所率兵马，名义上虽隶属兵部，但朝廷如要调用，则必须持有御宝文书分别交出该王守镇官，而守镇官还须得王令旨，方许发兵。实际上，明太祖已赋于诸王各该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特别是分封在北部边疆的几个所谓“塞王”，势力更大。如燕王朱棣，多次受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总领诸卫所的军队和将领，是名符其实的拥有精兵辖地的军事统帅。宁王朱权，也是带甲8万，革车6000，骁勇善战，曾多次会集诸王出塞征伐，以善谋断而著称。
明太祖以为，有了这么多精明强悍的子孙兵，“拱卫王室”，必定会万无一失。当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用汉代的吴、楚七国之叛和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为历史教训，上书劝阻他时，他竟勃然大怒，斥责他“离间吾骨肉”，立即将叶逮捕解京，打入狱中，最终迫害而死。当他在校场上检阅诸王兵马时，兴高采烈地对其皇太孙朱允夸耀：“有你这些叔叔们的兵马保驾，看谁还敢造反？”皇太孙却满脸忧郁地反问了一句：“他们要造反怎么办？！”明太祖恍然大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无奈自己已垂暮之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正式继位，是为建文帝，史称明惠帝。
建文帝仍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为当务之急。首先考虑如何消除这些藩王对皇位的武力威胁。他起用原在东宫的近臣齐泰为兵部尚书，侍读老师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同参朝廷军国大事。原来，早在建文帝皇太孙时，便在东角门处询问过黄子澄：“诸王皆拥有重兵，多行不法，应该怎么办？”黄子澄回答说：“诸王之军乃是护卫兵，仅能自守，万一有变，朝廷一发兵便可扑灭。汉代吴、楚等国当时不是很强吗？但仍然是失败了，其原因就是由于同中央相比，大小强弱根本不同。”对此，建文帝非常满意。故其继位后当即召见黄子澄，一见就问：“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黄赶忙叩头答：“（臣）不敢忘。”于是，建文帝便命令他同齐泰等人共同谋划削藩之策。齐泰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解除势力最强、最有危险性的燕王朱棣的兵权。黄子澄则认为，燕王久据北平要地，而且拥有重兵，轻易废黜，风险太大。不如先从周王朱木肃开刀，一是周王早在洪武时期就多行不法，削之有名；二是周王乃燕王之同母兄弟，削他则等于去掉了燕王的一只膀臂，一举两得。于是最终议决，只从削减内地诸王开始。
铜火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建文帝下令，命曹国公李景降调领大军迅速到达河南，逮捕周王朱木肃及其世子和妃嫔等，押解送京，废为庶人，迁至云南。第二年，又以“伪造大明宝钞”和“擅自杀人罪”，派使逮捕湘王柏，迫使其自焚而死。接着，又以调回朝内议事之名，诱齐王朱到京，废为庶人，加以软禁。又在大同幽禁代王朱桂。藩王虽然都有护卫，但是因本身多是骄奢淫逸之辈，因此根本没有什么指挥才能，且本身又确实都是一些不法之徒，所以，朝廷对他们是削之有名，削藩进行得也很顺利。然而，当他们要进一步去削夺燕王朱棣的权力时，却遇到了引火烧身之祸。由于朱棣早就蓄谋已久，积极准备夺取皇位了；而建文集团策划的这项削藩措施，却恰恰成为了燕王朱棣集团的口实。终于在建文元年（1399年）秋七月初四日杀建文使者谢贵和张，接着誓师燕京，援用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