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向弘光帝上一道奏折：清兵即将南下，为确保南部安全，推荐史可法去扬州督师。弘光照批。马士英设计调走史可法后，又陆续将高弘图、姜日广、吕大器等一一调离南都，使整个南明王朝的大权都落在了马士英等奸人手里。
马士英此举引起一片哗然。但史可法以大局为重，决心“鞠躬致命，克尽臣节”，径赴扬州。
史可法，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生于1601年。青年时代，他发愤读书，其间受东林党影响颇深，立志报国。今日国事艰难，清兵压境，他认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
他驻守扬州，积极作好迎战准备，昼夜不懈。他派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率十余万明军严守庐州、泗水、淮北、临淮“江北四镇”，作为保卫南京的屏障。
弘光帝以为北方有史可法督师，清兵又在陕西一带围剿李自成等农民军，而南京又有长江天险。他尽可以在南京享半壁江山之乐，做一个太平天子。每天纵欲饮酒，不理朝政。国家大事全交马士英处理。马士英向弘光帝推荐阮大铖，弘光照准升他为兵部尚书，此时南明小王朝已成为马士英天下。他安插亲信，收罗党羽，卖官鬻爵，一时间南明小王朝上上下下一片乌烟瘴气。当时流行一首民谣很能说明问题：“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爱酒。荫起千年尘，拨贡一呈首。把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弘光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在他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顺治二年三月清军平定陕西后，挥师东进，直向南京攻来。
小朝廷一片黑暗，军阀之间还不断内讧。这给史可法调动、指挥，带来了很大困难。他只好千方百计协调各方关系，以增强抗清的力量。兵马未到，第一封劝降书已到史可法手中，多尔衮致书史可法，信的意思是说，清兵已剿灭农民起义军，为崇祯皇帝报了仇；清军是顺天意合民心的，你们不应擅立弘光小朝廷，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削号就藩以降清朝；否则大军压境玉石俱焚等等。
史可法立即给多尔衮回了一封信，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劝降，郑重声明弘光朝是合法的，揭穿了多尔衮劝降的目的。
当时镇守武汉三镇的左良玉拥有七八十万明军，系明军主力所在；但他调转矛头，直指南京去“清君侧”。
马士英、阮大铖惊慌失措，忙调各路兵马——包括史可法在内，与左良玉对抗。好在左良玉在九江病故，内战才告停止。
这给清兵可乘之机，轻而易举地攻下淮安、泗州。
史可法急忙奔回扬州。
十月十五日，清兵兵临扬州城下。
此时此刻，史可法守的是一座孤城。城内仅有守军数千，而他发出的援救重镇扬州的命令，却没有一将一卒来援。
扬州城被豫王多铎包围似铁筒一般。开始，多铎围而不攻，以为大兵压境，史可法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但他派出的使者都被史可法赶了回来。
史可法带给多铎的信息是：“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
多铎遂下令攻城。
但史可法与军民一起昼夜守城，把清兵一次次攻势全挫败了。清兵在城下丢下了不少尸体。
多铎大怒，又派使者入城，声称：如不投降，将以重炮攻击，城破鸡犬不留！
史可法一如既往，大义凛然地回复了多铎。多铎也暗自钦佩，说：
“吾出师以来，史可法是吾所见的真正的大丈夫也！”
多铎纵马围城而行，发现西门防守严密，决定以炮火轰击；西门若破，其余自然土崩瓦解。
在炮火不断轰击下，城墙出现了一大缺口。清兵蜂拥而入。
史可法亲自到缺口与清兵拼杀。由于他身先士卒，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士兵们同仇敌忾，一鼓作气，把清兵挡回去一小半儿。
史可法作为最高军事统帅，自然会料到战局将会如何。因此，他早已把给妻儿的遗书写好，并托一史姓结义兄弟军官抚孤。
接着，大批清兵从缺口冲进城来。
第249章 清朝（3）（）
史可法明白，此城即将被清兵攻陷，于是他抽出宝剑，准备以死殉国。当剑锋刚及颈项之时，被几个军官夺下。军官们搀扶着史可法向小东门遁去，准备从那里突围逃走。
可未等他们走多远，就被一群清兵包围。
史可法神色自若，对清兵说：“我是督师史可法。告诉豫王，请他来杀我好了！”
史可法被带到多铎面前。
多铎用一把腰刀指着五花大绑的史可法说：
“就因为你史可法顽抗，使我大清死了不少将士！今日被俘，你还有何话说？”
史可法面不改色，声如洪钟，说道：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请杀我头好了！”
史可法这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多铎与清军兵将油然而生钦敬之情。多铎沉思有顷，感慨系之道：
“阁下是我所见明朝第一忠臣也！我大清正需要你这样的忠烈之士。你只要投降，我可保你高官厚禄”
“你不是说了么，我既然为‘明朝第一忠臣’，当然不会降清；降清，也就不是‘明朝第一忠臣’，我史可法，临终能有‘第一忠臣’头衔，其愿已足矣！”
史可法多铎深知无法说动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遂一刀向史可法头颅挥去民族英雄史可法英勇就义。
军民在史可法精神鼓舞下继续巷战，据说无一兵一卒投降。
清兵入城以后，烧杀十日，有八十万军民被屠杀，遍地尸体，血流成渠，惨不忍睹！
扬州失陷，南明小朝廷也随之灭亡了。
豫亲王多铎事后在其腰刀柄上，镌刻了八个大字：“此刀曾杀第一忠臣。”
清军攻陷南京后，又分兵向江南、东南、西南围剿反清复明义军。
清军入关后，在北方圈地引发了无数次反清斗争，清军所颁发的剃头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又在江南激起万民愤怒，反清复明的斗争，此起彼伏。
在江州，以阎应元、陈明遇为首反清义军与清军血战81天，杀死清军3名王爷、18名大将、六七万士兵，重创南下的清军，最后城破，青壮年全部战死，余者又遭清军屠杀，全城仅剩老少53口。
侯峒曾、黄淳耀领导的嘉定抗清义军，声势更大，给前去攻打的清军迎头痛击，使清军一败罗店，再败仓桥，损兵折将，狼狈逃回。降清明将李成栋，在六月底、七月初再次纠集大批清军卷土重来，把嘉定围得水泄不通，七月四日清军趁滂沱大雨，攻破嘉定城，侯峒曾及全体将士全部殉国。
继侯峒曾之后，嘉定又欣起朱英、吴之蕃的反清斗争，沉重打击了南下的清军，使清军十分恼火，攻下一次屠杀一次，嘉定被清军屠城三次，造成历史有名的“嘉定三屠”。
当权误国的马士英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人阮大铖一同通过会试。又过了三年，马士英成了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官郎中，历任严州、河南、大同的知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官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化府。到任只有一个月，他便用公文提取公款数千两黄金，赠送给朝中显费，结果为镇守宣化的太监王坤所揭发，坐罪流放戍边。不久，他就流寓南京。当时阮大铖列名于逆案之中，丢官后一直未被起用，因为逃避起义军而来到南京，与马士英相交，甚是投合。
阮大铖机敏奸猾，有文才。天启初年，由行人升为给事中，因居丧而告归。同县的左光斗提任御史，有名声，阮大铖倚为靠山。天启四年（1631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空缺，阮大铖按次序该迁此官，左光斗就招他回朝。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认为，阮大铖轻狂浮躁，不可信任，想任用魏大中。阮大铖到京，让他补工科。阮大铖心中恼恨，便暗自勾结太监把推荐魏大中的奏疏压下。吏部不得已，只好改上阮大铖的名字，很快得到批准。从此阮大铖就依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生死之交，造百官图，通过倪文焕呈交给魏忠贤。但他害怕东林党人攻击自己，未过一月，突然请假急忙告归。于是魏大中又掌管了吏科给事中。阮大铖气坏了，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还能安然归乡，不知他姓左的要怎么样呢！”不久，杨涟、左光斗诸人都下狱而死，阮大铖对客人还诩诩然自夸先知。不久，他被召为太常少卿，来至都城，奉事魏忠贤极为恭谨，但又暗自盘算他不足以仗恃，每次进谒魏忠贤，都贿赂看门人不少钱，把自己投进的各刺要回来。过了几个月，他又请求归家。魏忠贤既已被诛死，阮大铖写好两篇奏疏，装上函套，驰马寄送杨维垣。其一专门弹劾崔呈秀和魏忠贤，其一以“七年合算”为根据，说天启四年以后乱政的是魏忠贤，而以崔呈秀为辅，天启四年以前乱政的是王安，而以东林党为辅。他传话给杨维垣：如果时局大变，就呈上弹劾崔魏的奏疏，倘若时局未定，就呈上“七年合算”的奏疏。恰好杨维垣正在把东林与崔魏同指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相攻诋，收到阮大铖的奏疏，喜出望外，便呈上“合算”疏以自助。崇祯元年，起用阮大铖为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弹劾他党同奸邪，罢免。明年定逆党之案，判徒刑，赎为民，整个崇祯这一代，他被废斥了17年，郁郁不得志。
起义军逼近皖省，阮大铖避居于南京，极力招纳游侠之客为他谈兵说剑，希图能以边帅之才被招用。无锡人顾杲、吴县人杨廷枢、芜湖人沈士柱、余姚人黄宗义、鄞县人万泰，都是复社中的名士，正在南京聚会讲学。他们恨透了阮大铖，便写下留都防乱揭驱逐他。阮大铖害怕了，便闭门谢客，只与马士英深相勾结。周延儒被朝廷召用为相，阮大铖用车辇送金钱，拦邀于扬州，请求甄清自己的罪名而起用。周延儒道：“我这次进京，是东林党推举的，你的名字在逆案之中，我能办到吗？”阮大铖沉吟了好久，道：“马瑶草可以吧？”瑶草，是马士英的别字，周延儒答应了。崇祯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因丢失五城而被捕治罪，礼部侍郎王锡衮荐举马士英有才干，周延儒从中作主，于是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
顶子永城人刘超，天启年间以征讨安邦彦之功，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因犯罪而免职，屡次营求恢复官职而未成。李自成包围开封，刘超请求招募土寇协助讨击，便被起用为保定总兵官。命他率兵赴开封救援。刘超畏惮不敢启行，留宿在家中，因私仇而杀死御史魏景琦等三家，于是占领县城而造反。巡抚王汉征讨他，结果被杀。崇祯便命马士英偕同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次年四月，包围永城，接连交战，屡次挫败贼兵，便修筑长围来封锁。刘超任官贵州时，与马士英相识，便凭借旧交情求降。马士英假装应许。刘超出城相见，不肯解去佩刀。马士英笑道：“你既然归顺朝廷，还用它干什么？”亲手解下他的佩刀。然后悄悄疏散了刘超的亲信，刘超于是被擒。献俘于朝廷，碎磔而死。当时起义军充斥各地，马士英捍御起义军，屡次建功。
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师沦陷，起义军自杀。南京诸大臣闻知事变，急忙议论确立君主。而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都因为避起义军到了淮安，按照亲属顺序，应该立福王。诸大臣顾虑如果福王为帝，可能要追怨“妖书”、“梃击”、“移宫”等案明神宗宠幸郑贵妃，屡次要废掉太子，立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为继嗣，于是当时朝廷与皇帝、郑氏之间发生所谓“争国本”的争议，其间出现了几件“大案”，都是与太子、福王有关的。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北京一夜之间洒遍一篇叫续忧危议的短文，大意是神宗虽然立了太子，但官属不备，其实准备日后更换，而朝廷中不少大臣则准备在福王登极后靖难勤王。这就是所谓“妖书”。神宗大怒，借机成狱，逮治支持太子的朝臣。万历四十三年，有张差者持棍闯入太子宫，打伤太监，当时人怀疑出于郑贵妃指使，意图谋杀太子。后以处死张差为结。此为“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神宗死，太子即位，为光宗，即位一月，因病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遂死。时人疑为郑贵妃指使下毒。此为“红丸案”。廷臣担心光宗的选侍李民操纵国政，迫令迁出正宫。此为“移宫案”。“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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