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 第314部分

　　　　日俄战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成为沙俄和日本激烈争夺的主要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沙俄开始把其侵略势力扩充到中国东北。第二年，沙俄和中国缔结了以日本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趁机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几年后，沙俄又强行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地区，并取得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出动17万军队，于十月初占据了中国东北三省，并提出肢解中国、永远霸占东北的黄色俄罗斯计划。沙俄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急剧膨胀，同日本以及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发生矛盾。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就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割去了辽宁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朝鲜也成为它的半殖民地。随后，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兵制改革奏折中，明确提出了吞灭朝鲜、灭亡中国、独霸亚洲的“大陆政策”。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让沙俄抢去，从而了加剧了日本同沙俄的矛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为利用日本抵制沙俄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缔结同盟。这时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居于主要地位，而英、美又支持日本对俄作战以及日本以俄为敌国的十年扩军计划的提前完成，致使日俄战争成为必然。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六日，日俄双方谈判宣告破裂，两国断交。两天之后，日本舰队突然袭击旅顺港和朝鲜仁川港的俄国舰队。九日，俄国对日宣战。次日，日本对俄宣战。于是日俄战争同时在陆、海两个大战场上爆发。

　　　　日本陆军，一方面从朝鲜渡过鸭绿江，一方面从辽东半岛登陆。到东北后，对俄作战主要集中在辽阳、旅顺、奉天（今沈阳）三个战场上。这年五月，日军攻克南山，切断辽阳和旅顺的联系。八月二十八日，日军分三路并进，将俄军压至辽阳城下，俄军拼死抵抗。辽阳会战八天，日军伤亡23000余人，俄军伤亡约二万人，俄军北退，辽阳被日本军队攻破。继辽阳会战后，双方进行了沙河会战。俄军投入兵力221000人；日军投入兵力近13万人，俄军失利，被迫退却。在此前后，南线的旅顺要塞攻坚战展开。六月下旬到七月底，日方由乃木希典中将统率的第三军，把俄方由斯提塞尔中将统率的陆军，完全压缩到旅顺要塞内。日军先后三次发起总攻，投入兵力13万人，大败俄军，斯提塞尔率俄军于次年一月二日献城投降。此战日军损失惨重，共伤亡59000人，但却使日俄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一月下旬，俄日又进行了黑沟台会战，俄军败退。至此，战局进入决胜阶段。俄军主力集结在奉天附近。二月二十日，满洲军总司令部下令向俄军总攻。鸭绿江军和满洲军全军出击，自三月一日起发起对奉天的总攻击。俄军组织了三次大反击，但均未奏效。七日，俄军开始北退。两天后日军占据抚顺。次日，日军又占领奉天城。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战线长达200公里；参战俄军为32万人，日军为15万人。从此，俄军失去进攻能力，集结在东北北部，等候国内增援和寄希望俄国在海战中最后取胜。

　　　　与此同时，日俄先后进行了黄海海战和日本海大海战。东乡平八郎率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秘密驶入中国黄海北部，偷袭旅顺港后，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初至五月初，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进行了八次猛烈地进攻。四月中旬，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大败俄国舰队，俄海军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在旅顺港附近黄金山外海域，被日军水雷炸沉，马卡洛夫中将和全舰600多名官兵葬身海底。从此俄国太平洋舰队一蹶不振，日本海军控制了黄海海区的制海权。同年八月，沙皇将波罗的海舰队组成第二太平洋舰队，并于十月十五日由波罗的海里巴亚港启行，开始了增援远东的长途跋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东乡平八郎大将在对马海峡组织了日本海大海战，这是日俄战争的最后一次决战。经过24小时奋战，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47艘战舰，有30艘被击毁或被俘，包括司令官罗哲斯特文斯基上将在内的6106名俄国海军官兵被俘虏，战死者达一万余人；而日本海军只损失三艘水雷艇，战死者仅115名官兵。此后，日军又攻占了库页岛。日俄战争基本结束。

　　　　为改变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英、美以金融援助日本对俄作战；但为避免战后出现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美国又出面“调停”以结束战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九日，美国总统提奥多里罗斯福正式向日俄双方提议媾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和沙俄全权代表维特，从八月九日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城举行谈判，并于九月五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迫使沙俄承认在夺得中国的权益中将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等转让给日本，并使其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特权，割让库页岛南部（北纬五十度以南）。在附约中规定日本有权在鸭绿江右岸伐木和经营安奉铁路。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朝政府竟然宣布严守“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当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约，确定日本对朝鲜的独霸地位；十二月，日本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确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中英拉萨条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的西藏而进行了激烈地争夺。英国要占领中国西藏，试图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俄国就把侵占中国的西藏作为它实施“黄俄罗斯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沙俄政府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宣称：“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伟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得满洲，把朝鲜归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我国。”中国的西藏，成为英、俄两国谋求亚洲霸权的必争之地。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借口边界纠纷挑起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斗争，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占领西藏属部哲孟雄（今锡金）为其“保护国”和攫取开亚东为商埠的特权。印度总督寇松还曾企图抛开清朝政府而通过与西藏上层单独谈判，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它的计划没能得逞后，便又用武力入侵西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英国驻哲孟雄的专员惠德带兵侵占了西藏的甲岗。第二年，英国派遣一支五百人的军队非法占据了西藏边境的干坝宗。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向西藏扩张，施用“助藏抗英”、“保护”西藏、“西藏独立”等办法，以致十三世达赖投靠了沙俄，委派“西藏使团”前往俄国进行活动。此后，俄商和军队开始秘密进入西藏，英、俄争夺西藏的斗争更加尖锐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英国趁俄国为在中国东北忙于准备通过日本作战之机，借口通商和边界问题，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带军万余人越过中印边界，先后偷越则利拉，攻占仁埋没冈，占领春丕。然后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经青海投到俄国，被清朝地方当局截留在库伦，后被沙俄间谍所控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十三日，英军占领拉萨。

　　　　当年九月七日，在拉萨布达拉宫，英军上校荣赫鹏以武力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英方事先制定好的拉萨条约上非法签字画押。拉萨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有：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英国派驻官员；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和山寨一齐削平；向英国赔款55万英磅，三年偿还；第九款规定：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者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能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特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遭到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政府也不与承认，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但英国并不作罢，一再请求同清朝政府谈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到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所谓拉萨条约的签订是非法的，根本无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重新议定。英国代表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在谈判中，英方代表提出以所谓的“宗主权”问题，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受到唐绍仪等严词驳斥。此次谈判双方接触十多次，毫无结果。转年四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于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将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新约虽然没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规定“英国国家允许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全部撤出。

　　　　界革命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在他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的建议。他发现比之六经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提出革新内容，发挥的社会教育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又从外国中意识到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是救国的最有效的工具。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创刊清议报，在该报“规例”中，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政治”这一新的概念，并亲自翻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以“政治”加以刊布。十一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文译印政治序，这是他提出界革命的前奏。文章进一步强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应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力量，自觉地把革新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300章　清朝（5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未完剧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进一步阐明创作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经过这长期的理论酝酿和创作实践，于当年冬，在他主编的新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揭开了界革命的序幕。该文就是他发起界革命的正式宣言。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抓此关键，就能无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欲新道德，必新；欲新宗教，必新；欲新政治，必新；欲新风俗，必新；欲新学艺，必新；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他认为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除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性特点之外，还因为具有描写理想和反映现实的功用，以及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也就是具有对读者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力量。他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既有“启迪民智”的知识意义，又有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梁启超还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社会现状，抨击了旧和当时的创作。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现象，都是受旧影响的结果，即旧的不良影响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他批判了正统派文人轻视的错误观点，鼓动把的创作权从“华士坊贾”的手中夺过来，创作新，以达到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对的社会作用、文学地位、艺术特点等都作了较系统地论述，提出了必须革新的强烈主张。

　　　　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立即在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规模大、声势强的改良运动。自此，一向受歧视的在清末声价百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首先，以刊登为主的杂志，自新后大量出现，为新建立了阵地；家和新作品如雨后春笋；内容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而以改良群治为主旨。新以绝对优势取代了才子佳人、狭邪等旧的统治地位。新创和新译以其崭新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风行于社会。其次，随着新创作的繁荣，在理论批评、考证、研究方面，也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影响，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极一时之盛。第三，由于对作用的强调和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的地位。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