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2卷第1号开始改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人物。
1917年1月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决心把这所封建色彩浓厚的全国最高学府改造为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学，准备从社会上聘请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革新人物。一天，医专校长汤尔和告诉蔡元培：“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正在北京，是个难得的奇才。”蔡元培当天便挑灯翻阅了汤尔和送给他的10余本新青年，被陈独秀的激进思想折服，当即决定聘请陈为北京大学文科（文学、哲学、历史各门）学长。并马上去前门一家旅馆拜访陈独秀，当场拍板决定。不到半个月，北京大学就向陈独秀发出了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签署的正式委任书。
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移到北京，在京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胡适等也到北大任教，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也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光绪二十四年）10月6日，24岁时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参加反对袁世凯卖国的革命活动。1916年夏归国后，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1910年（宣统二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是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归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系统提出了文学改良的意见，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
此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树人（鲁迅）、吴虞等人，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当时称作“德先生”，就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称作“赛先生”，就是赛因斯（sce科学）。他们认为，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之所以一天比一天兴盛强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作用，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而中国要想尽快摆脱民族危亡的不利处境，也急需“德先生”和“赛先生”鼎力相助。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的民主，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的专制政治；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是提倡学习科学知识，并用科学的观点去重新评价一切事物。
提倡民主与科学，必然要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的礼教。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锋芒很快就指向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916年9月1日，一个名叫易白沙的学者在新青年2卷1号发表了孔子平议一文，指名道姓，向孔子开战。随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他借一个“狂人”的口，来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其中有一段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首‘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揭露是极为深刻的。
随着思想革命的展开和深入，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一次革命。
蔡元培行书墨迹1916年10月的一天，陈独秀接到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来信，提议应从八个方面对文体进行改革，后来，胡适把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八个问题是：文章要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要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去掉无用的套话；不用典故；文章不讲对仗；不回避俗字俗语。这是新文化界首次提出文学改良问题。
稍后，陈独秀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提倡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思想。鲁迅还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白话。在社会上掀起了文学革命的狂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旧的思想文化秩序，封建顽固势力立即组织反扑，陈独秀为此在新青年上发表“答辩书”，坚定地表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今天，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那怕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誓与封建旧文化决裂的战斗精神。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旧的思想文化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扫荡，把许多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缺乏冷静的批判与继承，但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310章 民国（6）（）
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封建旧势力苦苦鏖战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时代希望的曙光。
从此，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方向，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怀疑，开始面向俄国，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告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李大钊阔步登上讲台，面对着台下的学生和群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
李大钊首先向台下问道：“胜利了！胜利了！究竟是谁的胜利？我们庆祝，究竟为谁庆祝？”接着，他又明确告诉人们：“这回胜利，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纪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代表了部分激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心声，也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很快，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近代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
“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中国代表团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由此而导致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害以至失掉。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这个主张受到日本的反对，也无益于中国。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32人被逮捕。
曹汝霖旧照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170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5000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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