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吴佩孚部主力被击溃。贺胜桥一失，武昌大门即告洞开。
9月初，北伐军攻汉阳、下汉口，迫使吴佩孚残部逃往武胜关以北。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城发动总攻。叶挺独立团一马当先，首先突入城内，守敌刘玉春部2万余人全部被歼。至此，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场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在打垮吴佩孚部作战中，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作为北伐先锋立下了重大功勋，因此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就在北伐军获得了两湖战场重大胜利后，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孙传芳敏感地意识到其难逃北伐军的锋芒所指。8月底，孙传芳主动出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北伐军进入江西作战。由于久战疲劳，兵力无法迅速集中，从而使与以逸待劳的孙传芳部作战更加激烈和艰苦。孙传芳部主力猛烈反扑，攻占了南昌，使蒋介石等率的第1军第1师遭受重创。
不久，国民革命军第4、7军转入江西战场。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对孙传芳部发动总攻，先后攻占九江、南昌，歼灭了孙传芳部主力，江西战场局势获得根本性改观。
北伐军随即乘胜攻占安徽、浙江两省。北伐东路的福建战场，由于孙传芳主力集中于江西，在福建兵力十分空虚，所以北伐军第1军未经激烈撕杀便进驻了省会福州。
北伐军胜利而神速的进军，极大地震撼了全国各地的军政势力。顺应时代潮流方可生存，成为各路诸侯唯一选择。1926年9月17日，从苏联回国后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随后，国民军经甘肃向陕西进发。1926年底攻克陕西全省，在西北策应北伐军进攻中原。
叶挺像1927年春，三路北伐军继续推进。西路以张发奎军为主力，进入豫南对奉军作战；中路以2、6、7军为兵团，沿江东下，3月24日进驻虎踞龙盘的南京古城；东路仍以1军为主体，由闽北进军江浙，3月中旬进抵上海郊区，在3月22日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成功后攻入上海。
至此，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锋芒所指，势如破竹。不仅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几十万军队，而且将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多数人都已看出，北伐战争大局已定，北洋政权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人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盼望着北伐军的到来，盼望着中国的统一。
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
在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1926年9、10月间，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不久，江西也成立了总工会。他们效法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经验，成立武装纠察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这些斗争大多获得了胜利。
1927年1月，由于英国水手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它市民在刘少奇、李立三带领下，冲入并占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也接管了九江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英方签订协定，由中国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工人人数最多。为了支持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因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经验，惨遭镇压。随后，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工人武装起义又三度爆发。3月11日，铁路工人罢工并切断铁路运输。21日，数十万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在成千上万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向警察署、兵营、火车站等地发动进攻。30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孙传芳的军队，大上海回到了工人的手中。
在农村，一个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开展起来了。
在北伐军的影响下，1927年4月，湖南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组织起来的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农会成为权力机关。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黑手高悬霸主鞭”的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中，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习惯都成为攻击的对象，“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曾令多少土壕劣绅闻风丧胆。
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1月间激增到20万人。
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5万之多。
广东、河南、陕西、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如此规模浩大的农村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毛泽东当时曾兴奋地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化，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以反帝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相辅相成，汇成了大革命的洪流。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新局面的出现，体现了国共合作的巨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工农革命风暴
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去大力发展工会组织。1927年初，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了200万人。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利，改善经济案件，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湘、鄂、赣、闽、浙、苏等地，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有的地方，还由罢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其中，最突出的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5日，武汉工人和市民4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到英租界游行，驱逐了英国巡捕，收回了汉口英租界。1月6日，九江的工人和市民也奋起夺回了九江英租界。迫使英帝国主义于2月19日、20日同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和“浔案”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租界无条件交还中国。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夺回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创举。
北伐战争开始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上，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是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发展的高潮。前两次起义，因准备不足和起义过程中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遭到失败。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领导下，认真总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对起义做了周密部署，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计划，并建立了5000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于1927年3月21日至22日，经过两天激战，消灭了5000多名反动军警，取得战斗的全部胜利。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篇章。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极大地推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迅速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运动风暴。北伐前夕，湖南已有农民协会会员30—40万人。到1927年1月时，全省已有5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200万人。全省农民协会还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展开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湖北，到1927年5月时，全省69个县已有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50万人。此外，江西、广东、河南、安徽、广西、四川、陕西、福建等省的农民运动也都是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1000多万人。
农村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农民问题日益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在一起拼命地反对农民运动。他们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遭得很”，准备着向农民反扑。在统一战线内，国民党右派，也叫嚷工农运动“过火”、“越轨”、“扰乱北伐后方”等等。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也跟着责难农民运动“过左”，并规定了种种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
为了坚决支持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深入考察，并于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并号召革命政党站在运动的前头，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报告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为我党明确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政策，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大革命时期重要历史文献。
“四一二”反动政变
在国民党“二大”上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凭借其手中的军权，逐渐地取得了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他为中心，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为灵魂，形成了一个国民党新右派集团。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的决议，但并未束缚蒋介石的手脚，在个人野心支配下，蒋介石继续与武汉方面相对抗，并开始散布反共言论。蒋介石的反动，得到了国内外敌人的支持，助长了他的反革命决心，使他开始大胆地进行反共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16日，蒋介石唆使其党徒解散了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与江西省学联。17日，他又命令其爪牙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反共的安徽省鲁班阁总工会、农民协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袭击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团体，江右军政治部也被捣毁。此外，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也陆续发生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和群众团体，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
正当蒋介石反共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3月24日，英、美、日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蒋介石借处理此案之机，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国内反对势力也开始在蒋介石周围集聚，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这样，南昌和上海成了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大本营和与武汉政权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第316章 民国（12）（）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立即下令禁止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并积极与在上海的反动势力代表秘密磋商，得到了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上海帮会势力以及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为了制造反共借口，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护党救国运动”。
3月28日，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秘密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预备会。会上，吴雉晖提出对共产党人进行纠察，蔡元培主张取消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会议决定将他们的反共活动称之为“护党救国运动”。
蒋介石旧照正当上海反动势力在锣紧鼓密地制造反共舆论之际，4月2日，汪精卫由苏联回国抵达上海。同一天，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蔡元培、李宗仁、黄绍、陈果夫、李石曾8人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会议决定按照吴稚晖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汪精卫回国，蒋介石虽心有不快，但认为如果能拉汪精卫一起反共，也算除了心头一块大病。于是他在发给各级将领的通电中假惺惺地说：“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