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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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 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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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狱。黄门从官骑士蹋踩陈蕃说:“你这老不死的妖怪!看你还能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当日就把陈蕃杀掉。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张奂刚到,不知事情原尾,就捏造诏书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事、加节、与张奂率五营士兵讨伐窦武。天微明时,王甫将虎贲、羽林等兵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等合兵一处,已而悉军阙下,与窦武对阵。王甫兵势渐盛,让其士兵大声向窦武的士兵呼喊:“窦武反叛,而你们都是禁兵,应当保卫宫廷,为什么要随窦武反叛呢?先投降者定给厚赏!”营府兵平素就畏惧服中官。于是窦武军士开始有归降王甫的,从早到吃午饭时,窦武军基本上全投降。窦武、窦绍逃走,各军追击围攻他们,后窦武、绍皆自杀,被枭首洛阳都亭;同时收捕宗亲宾客姻属,全部处以死刑,以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全被夷其族。宦官又虎贲中郎将河洞刘淑、故尚书会稽魏朗,说他们与窦武是同谋,因而也皆自杀。迁皇太后于南宫,徙窦武家属于日南;自公卿以下曾为陈蕃,窦武新举荐者,以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勃海巴肃,当初曾与窦武等同谋。曹节等人不了解真情,因而巴肃就只被禁锢。后来曹节查知此事就要把巴肃逮捕归案。巴肃自己到县衙门,县令见到巴肃,即解去巴肃的印绶,县令欲押巴肃一同前往。巴肃说:“为人臣者,有预谋不敢隐瞒,有罪就更不敢逃避刑罚,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同谋,那么又怎么还会逃避刑罚呢!”巴肃后来遂也被杀掉。

    曹节后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共普、张亮等六人皆列侯,十一个人为关内侯,于是形成小人得志,士大夫皆气丧而被压的局面。

    陈蕃被杀以后,他的友人陈留人朱震为其收尸并以安葬,把陈蕃的儿子陈逸藏匿起来,后来此事被曹节这帮人发觉,朱震下狱,全家也因此而受牵连治罪。朱震被敌人刑讯考掠,但朱震誓死不说出陈逸的下落,曹节等终查不出,而陈逸得幸免于难。窦武等的尸首由桂阳胡腾收敛安葬,并发丧,胡腾因此而受牵连被禁锢。窦武的孙子窦辅,年方二岁,胡腾谎称是自己的儿子,与令史南阳张敞一起把他藏在零陵界中,因而也得幸免于难。

    张奂迁大司农,并因功被封侯。张奂却深深痛恨被曹节等人所出卖,因而被封却固辞不受。司徒胡广为太傅,从而代替陈蕃,录尚书事。陈蕃、窦武等合谋诛宦官,结果却反被宦官所诛,并株及家族姻属,悲惨之至,从此也足以看出宦官势力之强盛决非少数人所能扭转。

    名士崔寔

    崔寔,字子真,又名崔台,字元始。年少的时候不爱说笑也不好动,只喜欢读典籍。父亲过世,他隐居墓侧守孝。守完孝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同时征举他,但他都没有出任。

第74章 秦汉(38)() 
汉桓帝初年,下令公卿郡国推举非常孝道,而且有独特品行操守的人。经郡里的举荐,崔被公车征召。由于不善于对答皇帝的问题,改任职为郎。崔对于政治体制非常了解,他的管理才能也是绰绰有余。在一篇名叫政论的论文中,他论述了当时熟习常知的事数十条,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话虽然巧辩却很正确,受到当世人们的称赞。仲长统说:“凡是为君主者,都应该抄写一份,放在自己的坐旁。”这篇文章写道:

    从尧舜帝和汤武王开始,就都依赖英明哲人的辅佐,和博识事物的大臣。因为有皋陶进献谋划所以才有唐虞的兴盛,伊尹作伊训、箕子作洪范,殷商和周朝才得以强大。以后继位的那些君主中,想要为国家复兴建立功业者,何尝不依赖圣贤哲人的谋略呢!大凡国家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理,都是由于君主长久习惯于国家的安定局面,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而毫无觉悟,政治统治日渐衰败不加改革,对社会动乱和危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沉湎于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考虑国家大事;或对规劝和教诲充耳不闻,相信虚假的谎言而忽视真实的事情。或有分歧之处犹犹豫豫,没有主见而无所适从。受到信任的宠臣只知道领取俸禄,默不作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被疏远了的忠臣,却因为地位低下,说了也没人听。就这样上面的朝廷纲纪日益松驰,下面的智士仁人则郁郁不得志。多么可悲啊!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治腐败,上下级官吏玩忽职守,懒惰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弄虚作假,老百姓担心害怕。大家都在重新考虑振兴国家的办法。那么拯救国家的办法,难道一定得沿袭尧舜时的作法才行吗?我们的目标在于修补已冲决的大堤,扶正已倾斜的支柱,根据形势进行裁定取舍,最终就是要将这个世界置于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所以圣明的君主执掌大权,应该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来制定不同的制度,步骤的差别,各有各的安排。不能强人所难,不能不干当务之急的事而去羡慕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孔子对叶公谈关于招徕远方的人民的事,对哀公时则答以君临治理人民,对景公时则以节制繁文缛礼作答。并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每个国君当务之急的事有所不同。所以开国君主,往往要创立新的制度;而中兴国家的君王,亦要不时地纠正过失。当年盘庚为殷商而忧患的时候,采取了迁移都城来治理老百姓的办法;周穆王有缺点过错的时候,甫侯出来为他纠正刑法。世俗之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人成法,不懂以权力制治,对于自己听到的总觉得了不起,而对于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忽视了,怎么可以与这些人来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谏的人,虽然合乎圣德,却常常受到牵制。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人不懂时事变化,习惯于自己所见到的,连享受胜利的成果都不知道,更何况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只不过会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事而已。有的达官贵人沽名钓誉,嫉贤妒能,羞愧于谋略不是自己所出,就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人家的道理进行攻击。这些人由于寡不敌众,便被抛弃了。虽是稷和契复生,也将会处于困境。这也就是贾生(谊)之所以受到绛侯(周勃)、灌婴的排挤,屈原之所以慷慨悲歌,抒发自己满腔忧愤的原因。象文帝的开明、贾谊的贤能、周勃、灌婴的忠诚,都有这样的悲剧,况且是其余的人呢?!

    衡量人的能力和品德操行,这是春秋一书中的大义。现在既然不能全盘地仿效三皇五帝,但是可以以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王霸政治作参考。应当用重赏深罚来控制,用严明的法来约束。假如不是最高尚的德行,严厉则天下太平,松缓则天下大乱。用什么来证明是这样的呢?近来孝宣皇帝就非常清楚君臣之道,懂得如何统治的道理,所以制定严峻的刑法,使为非作歹的奸邪不轨之徒闻风丧胆,海内太平无事,天下清静。他的功勋荐献于宗庙,得享中宗的称号。从实际效果的统计来看,比孝文帝还要好。等到元帝即位,大多实行宽缓的统治,最终遭到破坏和损失,统治的权威开始丧失,就成了给汉家王朝埋下祸根的皇帝。政治统治的得与失,从这里就可看出来。昔日孔子纂修春秋,褒扬齐桓公的业绩,赞美晋文公的成就,感叹管仲的功勋。难道不是赞美文、武之道吗?那真是通晓事物变化,拯救敝端的道理呀。所以圣明的人能与时俱进,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时势变化,以为结绳记事时代约法,可以用来重新治理秦朝散乱的社会秩序,挥舞夏禹时代的兵器,可以解救汉高祖刘邦的平城的白登山之围。

    熊经鸟伸这样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病的办法。呼吸吐纳这样的气功运动,虽然也是长寿之道,却不能将断骨续接。治理国家的方法和人注意身体健康的方法一样,平安时就要注意保养,有病了就要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动乱的药物;道德教育是维持太平的养料。如果用德育去消除残暴,就好比用营养品治疗疾病;如果用刑罚去维持太平,就好比用药物给病人提供营养。现在我们承继了历代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弊病,正处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代。从数个世代以来,政治统治过于宽恕,就象驾马放松了缰绳,马嘴脱离了马嚼子,横冲直撞,大路变得不平而又倾斜。正要通过衔木、马辔、车辕来控制奔马以挽救它,那儿管得上马车行走时和谐的铃声和清脆的节奏呢?当年高祖刘邦命令丞相萧何作“九章律”,其中有灭三族的律令,黥(脸上刺字)、劓(割掉鼻子)、斩趾(砍去脚指)、断舌(割断舌头)、枭首(悬头示众),合称之为“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应当处以劓刑的改鞭笞三百下,应当砍断左脚指的改为鞭笞五百下,应当砍断右脚指的改为处死刑。断右脚指的固然是丢掉了生命,被鞭抽打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了刑罚,其实还是杀头。那个时候,老百姓希望恢复肉刑。至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便下诏令说:“鞭笞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可做人了。”便定下法律,减轻鞭笞和敲打的刑罚。从此以后,受鞭笞之刑的人能保全性命。按这来说,文帝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刑罚,是以严厉而求得太平,而不是以宽缓求得太平的。如果定要实行这句话的话,应当大大地确定根本,使统治者效法五帝,仿照三王。清除秦朝的旧俗,依照先哲圣人的风范,放弃那种苟且偷全的政策,追随并查考古代的踪迹,恢复五个等级的爵位,建立井田制。然后再选举象稷契、伊、吕那样的人为辅佐。音乐响起来,而凤皇飞舞,石头敲起来,则百兽起舞。如果不这样的话,只会造成许多祸害罢了。

    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官府都要征召崔,他都没有答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说他才能大本领高,适宜在朝廷做官。崔被征召担任议郎,升职为大将军梁冀府的司马,并与边韶、延笃等一道在东观从事写作。

    出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壤适合种植麻,但是民间却不知道纺织,老百姓冬天没衣穿,铺垫一些细草,就睡在里面,看见官吏来了,就披着草出来。崔到这里上任后,下令出售储备,用来制作纺织、缝纫的工具,进行培训,使百姓得以免除寒冷之苦。这个时候,匈奴经常进犯云中、朔方,烧杀抢掠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以至于在一年之中多次逃难。崔整顿军队,锻炼士兵,严守烽火台,加紧巡逻,匈奴不敢再来侵犯,崔因此而常常评为边疆守备第一。因为有病的缘故被征拜为议郎,重新又与各位儒学博士一道共同选定五经。正好又碰上梁冀被判处死刑,崔因曾在梁冀府上做过幕吏,被免职,且遭到几年的禁锢。当时鲜卑族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三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才。司马黄琼推荐崔,担任辽东太守。在赴任的途中,听到母亲刘氏病故的消息,他便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并守孝。崔的母亲是个有风范和德行的贤惠女子,她博览群书,知书达理。当初,崔在五原做太守的时候,母亲常常教育他如何管理老百姓,崔取得好的政绩,其中就有母亲的帮助。守孝完毕后,他又被召拜任尚书。崔因为当时正值天下大乱,充满危机,借口有病不能工作,数月之后被罢免回家起初,崔父亲死的时候,他变卖掉家中田宅,修建父亲的坟墓,立了墓碑,撰文。为他父亲的一生歌功颂德。安葬好了以后,资产耗尽一空,崔因穷困,便以酿酒贩卖为生。当时的许多人因此而讥笑他,可他却终不改变。做买卖赚的钱够用就行了,不求多有剩余。到当官以后,历次在边疆地区任职,就更加贫困。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病故。死时家徒四壁,屋中空空如也,以致于没有钱用以安葬,还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为他置备的棺材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崔一生所写作的碑、论、箴、铭、札、七方、祠、文、表、记、书等等共十五篇。

    科学家张衡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世代是有显著名望的家族。祖父名张堪,任蜀郡太守。张衡少年时就善于写文章,他到故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三辅地区游览考察,后来到京都洛阳,在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故精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虽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不骄傲,也没有自以为超过别人的情形。喜欢过平淡安静的生活,不爱与一般人交往。汉和帝永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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