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瀑布。大瀑布由五个阶梯式瀑布组成，从最上面到最底下落差187米，波澜壮阔，让人头晕目眩。刘易斯都看傻了，在日记中语无伦次地描述了这个地理奇观。这是他看到的最壮丽的景色。
到了密苏里的源头，按照弗吉尼亚人的说法，离太平洋就应该不远了。那个“西北通道”在哪儿呢？刘易斯决定带一个四五人的小分队去探路。当小分队越过大瀑布，登上它背后的山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浩瀚的太平洋，也不是什么“西北通道”，而是绵延不绝的落基山脉。刘易斯和他的队员们真想坐在地上大哭一场。他们终于明白，所谓的“西北通道”只存在于弗吉尼亚人的梦中，新大陆没有贯穿东西的大河。
刘易斯和队员们看惯了东部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岁月的沧桑让它不再锋芒毕露。年轻的落基山却高大挺拔，直入云霄。山下森林密布，山顶白雪皑皑，从北往南绵延4800公里，像巨大的屏风挡在远征队面前，屏风上写着两个字：绝望。谁也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是什么，他们只知道，再往前走就是美、英、西、俄都在“声索”的俄勒冈，没有人能保护他们。刘易斯的决定是：继续。没有“西北通道”，我也要去太平洋。
既然水道走不通，他们只能上岸。他们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走出落基山，否则将冻饿而死。幸好萨卡加维亚从小生活在附近的地区，对路还算熟。可是，再熟也得有交通工具。远征队沿途已搜集了大量的标本和资料，不能扔下。他们需要马。但是，到哪找马呢？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群肖肖尼族印第安人路过他们的营地。萨卡加维亚跟那个领头的年轻人聊了几句后忽然激动得大叫起来，原来他竟是她多年未见的哥哥！萨卡加维亚小时候被另一个部落掠走，一直骨肉分离，今天老天开眼，让她与亲人团聚。刘易斯和克拉克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萨卡加维亚的哥哥感谢远征队为他们兄妹重逢创造了机会，结果，刘易斯他们得到了二十多匹马。
远征队肩背手提、连拖带拽地翻越大雪山。崎岖的道路、刺骨的寒风和似乎永无尽头的一座又一座山峦好几次让他们心生退意。但是，每当他们看到萨卡加维亚带着她的幼儿和他们一起翻山越岭，他们都会被生命的奇迹感动。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10月，他们终于再次看到河流，这是哥伦比亚河及其支流清水河和蛇河。远征开始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顺流而下了。1805年11月20日，在哥伦比亚河的入海口，他们看到了太平洋。克拉克在日记中写道：“看到海啦！万岁！”
刘易斯在石头上、树上和他们修建的堡垒上刻上“美国”的名字和时间，插上星条旗，宣布这片土地归美国所有（今天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然后，他们投票表决是否在哥伦比亚河南岸过冬。破天荒第一次，女人（萨卡加维亚）和奴隶（约克）也被允许投票。在营地中，他们第一次领略了西海岸温和又潮湿的冬天。3个月中只有12天没下雨，那久违的阳光勾起了队员们的思乡之情。他们要回家了。
1806年3月22日，远征队告别萨卡加维亚，踏上回家的路。他们中大部分人再也没见过她，但她已经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迹。回家的路比来时轻松，因为可以顺密苏里河而下。9月23日，他们回到圣路易斯，完成了2年4个月零10天的远行。远征队行程1。3万公里，画了140幅地图，记了13本日记，发现了200多个新物种，带回几十包动植物标本和种子。在他们与二十多个印第安人部落的交往中，只有一次武装冲突；在艰苦的旅途中，只有一位队员因病而死，其余的人安然无恙。由此可见，刘易斯和克拉克是多么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探险，不仅因为它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开疆拓土的尝试，更因为它启发人们挑战未知。也许，整个行动的起因是错的，因为“西北通道”根本不存在；也许，它的结论也是错的，因为刘易斯和克拉克认为大平原土地贫瘠。但正是那无凭无据的希望和茫然失措的无知让他们创造了历史。当年的哥伦布就是在寻找印度的冲动中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的船队就是在误判中完成了环球航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如果我们能看到未来，我们就不会创造它了。”
杰斐逊总统满心欢喜地迎接远征队的归来。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国会任命刘易斯为美属北路易斯安那总督，克拉克为美属密苏里总督。但是，三年后，即1809年，刘易斯用一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是因为他罹患抑郁症且酗酒所致。克拉克成家立业，生了10个孩子，他的长子取名梅里韦瑟刘易斯克拉克。克拉克也一直担任印第安人事务总管，还资助了萨卡加维亚的孩子们。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远征后，美国又派出两个探险队，继续探索西部，移民们也跟随探险家的脚步走进那片广袤富饶的土地。
在激动人心的尝试和探索中，杰斐逊的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就在他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时，一个突发事件似乎戏剧般地改变了他对形势的预期。是什么震撼了每个人的心？它将为美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请看下一个故事：决斗。
第85章 决斗（）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时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范内斯。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威霍肯。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范内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彭德尔顿，还有一位大卫霍塞克医生。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范内斯和彭德尔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
作为双方的副手，范内斯和彭德尔顿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确认了程序。然后，他们量出十步的距离。伯尔和汉密尔顿各自在相距十步的位置上站好。按事先的约定，彭德尔顿下令“开始”。伯尔和汉密尔顿举枪向对方射击。随着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倒在血泊中。第二天，汉密尔顿去世，终年49岁。
用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说，这场决斗是“合众国早期政治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两位主角都太重要了。要知道，新大陆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不流血的。不管敌对双方多么想把对方掐死，没有一位“国父”死在政敌的枪口下。汉密尔顿是唯一的例外。问题是，他们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威霍肯的？他们真的那么不共戴天吗？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值得吗？
你可能很难相信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但在18和19世纪，决斗不是新鲜事。大伙不怕死吗？当然怕。但真正死于决斗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滑膛枪，没准头。一般情况下，双方都毫发无损，或顶多受伤，然后和解。尽管如此，大部分“国父”，比如，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都明确反对这种方式，富兰克林说：决斗等同于“蓄意谋杀”。他们相信法制的力量，有什么不满法庭上说去，动不动就拔枪相向太野蛮了。但是，决斗在军人出身的绅士们中间很流行，这是他们表现勇气、维护名誉的最后手段，也是他们显示高贵和荣耀的时刻。当你受到挑战却不敢迎战，你在朋友圈就没法混了，政治上的攀升更甭指望，谁也不会支持一个胆小鬼。偏偏伯尔和汉密尔顿都是优秀的军人，决斗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出格。
事实上，他们俩像其他大陆军将领一样，见证过多次决斗或“准决斗”。1777年的“康威阴谋”中，凯德沃拉德将军为了保护华盛顿而与康威决斗，打穿了康威的腮帮子。1778年的“蒙莫斯之战”后，查尔斯李将军诋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约翰劳伦斯为维护他们的名誉去跟李决斗，汉密尔顿当他的副手。劳伦斯打断了李的一根肋骨。此前，因有人侮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拉法耶特侯爵要跟人家决斗，被华盛顿严令禁止。华盛顿对这些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又生气又心疼，但他圈得住一个圈不住一群。1797年，“雷诺兹丑闻”曝光，汉密尔顿找詹姆斯门罗算账。门罗拒不认错，两人大吵一架。汉密尔顿要决斗，门罗说：“你明天带枪来，我等着！”当时，汉密尔顿的副手是他姐夫约翰彻奇，门罗的副手正是伯尔。彻奇和伯尔竭力周旋，总算没让这俩真的打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的决斗会是什么后果吗？1799年，彻奇自己也因名誉问题与伯尔决斗，幸好他们都没击中对方。1801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汉密尔顿跟侮辱他父亲名声的乔治埃克决斗，结果被打死。菲利普的死是对汉密尔顿最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到1804年，随着膛线枪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决斗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州都规定决斗为非法，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因州而异。纽约州还算比较严，新泽西基本上有法不依，从来没人因决斗而受到惩罚。这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选择新泽西威霍肯的原因。那片河边空地被树木环绕，与世隔绝又跟曼哈顿近在咫尺，是绝好的地点，很多纽约人跑到这来玩儿命。这块地是威廉迪斯上尉的私人产业，可是，迪斯根本挡不住那些活够了的纽约人，经常听到自家地盘上的枪声（包括这次），向州政府诉苦又没人理他，颇为郁闷。
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伯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性格、能力都很相似，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伯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伯尔是前线总指挥普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伯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4000名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036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帐前助理，伯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伯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光荣，伯尔羡慕汉密尔顿赢得了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出色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辩论。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进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伯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伯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伯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伯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伯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伯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伯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伯尔只在乎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伯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伦道夫告诉门罗，华盛顿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公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伯尔。从政治上说，伯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伯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伯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极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伯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若论风流，谁比得上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不会任用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