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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伯尔战队的王牌“后卫”马丁为辩护方做总结，他在三天的时间里讲了14个小时。无论是阐述事实，还是论证宪法，他的表现都是大师级的。像海伊一样，马丁的最后几句话也是说给两位主审马歇尔和格里芬听的：在阳光灿烂时履行职责很容易，但是，“当风暴骤起，当雷雨交加，当闪电环绕，那才是真正的勇士坚守岗位的时候愿上帝眷顾我们，照亮你的智慧，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愿上帝使你的灵魂变得笃定和坚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他是在鼓励马歇尔坚持原则，不要惧怕强权。马丁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当初，众议院以八项罪弹劾奇斯，马丁挺身而出，免费为奇斯辩护，他的慷慨陈词是参议院否决弹劾案的重要原因。他们连奇斯都搞不定，还想动你马歇尔，门儿都没有！
8月29日，星期六。下午4点，所有的辩论都结束了。现在，法庭要决定下一个步骤。是让政府把剩下的126个证人继续问完呢还是到此为止，直接把案子转给陪审团？这是个“生存或死亡”的问题。马歇尔说，法庭将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它的决定。在与格里芬达成一致后，马歇尔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写判词，星期天写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星期一天不亮就起来了，做最后的润色。这份判词共2。5万字，比“马伯里案诉麦迪逊案”的1。1万字多出近一倍半。事实上，这是马歇尔34年法官生涯中最长的一份判词。你可能会觉得他啰唆，但在判例法（英美法）体系中，法官的每一份判词都会为后世提供“先例”。法官们在判案时一定要把自己的逻辑说清楚，还经常引经据典地讲法理（就像这一篇）。对某件案子的判决结果往往不是最重要的，结果背后的追求和思考才是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法律。
星期一早上9点，马歇尔准时来到州议会大厅。大厅里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见证这一刻。马歇尔一分钟都没浪费，立刻开始用柔软的弗吉尼亚口音读他的判词。他说，问题很简单。双方都承认，伯尔没有参与布伦纳哈塞特岛上的行动。宪法要求有两个证人证明对美国的公开的战争行为。如果他根本就不在那儿，那些证明与此行动有关的证据还有意义吗？况且，仅仅把一帮人聚在一起，或散布一些激烈的言论，这不是叛国，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
除了重申宪法对叛国的定义，马歇尔也认识到取证的困难。“策划和实施叛国行动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被证明但取证的艰难不能成为无凭无据就定罪的借口。”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必须知道他被起诉的事件和理由。政府凭虚拟的推断指控被告，它指控的事件与证人的证词不符，违反了第六修正案。这种指控不可接受。
马歇尔重复了他在预审中的观点：阴谋叛国和实际叛国是两码事。宪法的制定者故意提高了叛国罪的门槛，制定了严格的证明叛国罪的标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种指控会变成政治工具的危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英国普通法造成的冤案。
至于在“伯里曼案”中最有争论的那段话，马歇尔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矛盾。他既没像“伯尔队”期待地那样承认错误并推翻自己以前的结论，也没像“国家队”希望的那样死鸭子嘴硬。他只是说：“我的意思被误解了。”不是我说错了，是你们听错了。大法官耍赖皮，别人只能哭晕在厕所，有什么办法？关于“推定叛国”，他也一笔带过：“这个问题应该由最高法院讨论。”我们地区法院就不多说了。
判词的最后一段是专门写给海伊和他背后的总统的，回应他们的威胁：“法院不敢擅权，但同时，它也不敢逃避责任。”当它必须在履行职责和逃避责任之间做选择时，谁会犹豫呢？他其实没必要用这种挑战性的语言，因为他的决定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判断证人和证据的可接受性是法院的天职。”通过对双方论点的考量，我们同意被告的提议。“任何证明被告在布伦纳哈塞特岛以外的行为的证词都是无效的，因为这些证词不能证明战争行为本身，与本案无关。”既然政府无法证明伯尔的战争行为，就没必要再叫其他证人了。海伊真够倒霉的。准备了140个证人，只用上14个，这14个人的大部分证词还被判无效。
然后，马歇尔把案子转给陪审团：“陪审团已经听到了法院对此案的意见。这就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他们将用这个法律对照事实，凭他们的良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他宣布休庭，等陪审团的结论。第二天一早，陪审团递交了他们的结论：“根据提交给我们的证据，我们认为阿伦伯尔无罪。”伯尔还不高兴：这算什么？有罪无罪就俩字，你们怎么这么啰唆？还加一大堆条件，好像你们不情愿似的。马歇尔看打架已经看够了，他一锤定音：这个结论有效，等同于无罪。折腾了半年的“伯尔叛国案”总算落幕。
9月9日，法庭开始审理对伯尔的重罪指控。六天后，海伊要求撤销起诉，解散陪审团，因为50多个证人似乎都在证明，伯尔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开战，他就带人攻打墨西哥，否则，他只想和平地移民。这跟破坏两国邦交没关系。伯尔反对海伊的要求，他坚持要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才能解散。马歇尔同意了伯尔的请求。最后，陪审团再次判伯尔无罪。至此，政府对伯尔的指控以完败告终。
“国家队”的惨败一点也不意外。除了案子本身的特点外，“伯尔队”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威克姆的稳重，伦道夫的优雅，马丁的雄辩，伯尔的智谋，他们都是当时最好的律师，当之无愧的“梦之队”。他们死咬的两点，叛国的定义和政治迫害，深深地打动了马歇尔，因为这也是他的忧虑。当然，马歇尔不是一般的法官，他的权威决定性地影响了案件的结果。“国家队”连上诉的念头都没起，他们知道，即使到了最高法院，还不是又落到马歇尔手里，费那劲有意思吗？
法庭内外对“伯尔叛国案”的反应异常激烈。当伯尔走出法院时，很多人向他欢呼，他们在庆祝人权的胜利。但更多的是愤怒。报纸的宣传早就让人认定伯尔有罪，法院袒护敌人，我们不答应！在巴尔的摩的抗议集会上，马歇尔的肖像被做成纸人，吊起来烧；共和党报纸纷纷谴责马歇尔，说他为党争放弃原则，与人民为敌。马歇尔身心疲惫，案子一结束，他就带着妻子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豁达之人，这点事不会放在心上，但他对朋友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不愉快的案件。
那么，杰斐逊冤枉了伯尔吗？也许没有。马歇尔错放了罪犯吗？很有可能。伯尔的行为让人无法相信他无辜，但也无法证明他有罪。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伯尔不必证明自己无辜，但政府必须证明他有罪。当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案子就是这个结果。我们只能猜测他有叛国的意图，但意图不是罪，言论不是罪，只有行动才是罪。这是宪法的定义，也是马歇尔的理由。正如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那样，马歇尔极为狭隘地解释了宪法，让叛国成为最难被证明的罪。从此，总统、国会和任何政府机构休想用叛国罪迫害他们的政敌或普通公民。就为这，美国人应该永远感谢马歇尔。你根本无法想象，当你成为“国家的敌人”，会有多少可怕的事发生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当人们回头再看这个案子时，伯尔是否有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政府能否为了正义的目的不择手段？法制能否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这才是此案留给世人的启示。也许马歇尔没想太多，也许他不知道这一个又一个案例对后世意味着什么，但正是他在长达34年中积累的519份判词和对1000多个案子的审理，定义了美国的司法制度，也揭示了法治的真正追求。
也不能说杰斐逊对伯尔的穷追猛打完全出于私利或政治迫害（虽然他“未审先判”确有政治迫害的嫌疑），他与马歇尔的矛盾主要来自对政府的理解的不同。他们都宣誓效忠宪法。杰斐逊在捍卫“我们人民”，马歇尔在捍卫宪法本身。杰斐逊不是魔鬼，马歇尔也不是天使，他们都在为正义而战，也都在为权力而战。杰斐逊认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至高无上；马歇尔认为政府是法的政府，宪法至高无上。杰斐逊想让法官变成民选官员，为人民负责；马歇尔认为民意不是真理，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护自由。他们的分歧和争斗诠释了三权分立，让新大陆真正领略了“制约与平衡”的意义。
当海伊告诉总统，陪审团判伯尔无罪，杰斐逊说：错！不是陪审团判伯尔无罪，是马歇尔判他无罪。陪审团被马歇尔绑架了！他让海伊把140个证人的证词全部整理好，交给国会。既然法院不能伸张正义，我就要让国会伸张正义，让人民伸张正义。在给国会的信中，杰斐逊说：“你们应该能看到问题到底出在证据上，法律上，对法律的管理上，还是别的方面。立法权应该能修补这个缺陷。”总统的话说得够直白了：你们给我办两件事，一是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二是弹劾马歇尔。独立宣言的作者似乎忘了他曾向全世界宣告的人权和自由，为除异己不择手段，而几乎从来不谈人权、只关心保护私有财产的马歇尔倒成了人权的守护者，你见过这么奇怪的事吗？
尽管总统的意思很清楚，但国会没理这个碴儿。不是议员们不想理，是因为他们太忙了，实在没工夫陪总统玩。是什么事让国会焦头烂额？他们将怎样应对危机？请看下一个故事：禁运。
第88章 禁运（）
1807年，为了“伯尔叛国”的案子，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死掐。9月，当案件以政府的惨败告终，杰斐逊要求国会考虑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但是，国会听而不闻，因为眼下还有比替总统约架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国会已经乱成一锅粥。造成这乱局的，是让大家又恨又怕的英国，具体地说，是皇家海军。1807年6月22日，在离弗吉尼亚海域不远的地方，英国军舰“豹号”拦阻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要求登船搜寻逃兵。美国舰长拒绝合作，“豹号”便向“切萨皮克号”开炮，打死3人，伤18人。无奈之下，“切萨皮克号”投降。英军登上美国军舰，抓走4个水手，说这4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人是英国逃兵。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豹号”扬长而去。这个事件让整个美国炸开了锅。太欺负人了！我们跟他们拼啦！各地的请愿书雪片一样飞进白宫和国会，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向英国讨回公道。上哪讨公道去？弱国无外交，这不是明摆着？这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有办法，还用等到现在？一切祸患来自美国完全不能控制的根源：拿破仑战争。
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开始，学者们没有统一的意见，大部分认为始于1803年。这一年，英国对法宣战，结束了欧洲大陆短短18个月的和平。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同年，英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俄国等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在大陆上，法军有如神助，打得盟军稀里哗啦；但在海上，拿破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海军上将率英国皇家海军大败法西联军，不仅彻底终结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梦想，也确立了“海上霸主”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了，但拿破仑很清楚，他控制不了海洋。现在，他的策略已不是征服英国，而是与英国平分天下：我承认你是海上老大，你承认我是欧陆霸主。英国说：想得美！我要的是大陆均衡，岂容你一家独大？1806年，英国与普鲁士、瑞典、俄国等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不把拿破仑打趴下不算完。这一通折腾中最倒霉的当然是欧洲人，第二倒霉的就是美国人了。
英国军舰封锁了欧洲的主要港口，法国军队封锁了欧洲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这下可苦了只想埋头挣钱的美国。从华盛顿开始，“中立”就是美国严格奉行的外交政策。那么，问题来了。英国认为中立是不能跟法国做生意，法国认为中立是不能跟英国做生意，美国认为中立是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结果是：英法都认为美国违反了中立立场，美国认为英法都侵犯了中立国的权利。英法的理由很简单：我不能让中立国打着中立的旗号资助我的敌人。美国的理由也很简单：自由船运自由货，你管得着吗？在这种自说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