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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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 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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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禇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这些日子,魏王李泰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怎能不令李泰心急如焚?

    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眼看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李泰又如何能够气定神闲、安之若素?!

    急不可耐的李泰终于乱了方寸,走出了一步臭棋。

    准确地说,他是忍不住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而恰恰就是这句话,促成李世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

    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十六岁的李治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天天哭丧着脸,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把李泰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皇帝听。

    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

    他痛苦地意识到——禇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这个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然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揭露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开启了祸乱之源。

    单凭这一点,李世民就断然不能让李泰得逞。

    没的选了。

    看来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非李治莫属了。

    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把魏王李泰逐出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

    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李世民感觉自己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一颗心仿佛裂成了好几瓣,而且瓣瓣滴血。

    君临天下十七年来,李世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的艰难。

    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李世民终于淋漓尽致、彻头彻尾地品尝了一遍。

第87章 瘸子储君李承乾(5)() 
随后的一次朝会上,当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禇遂良、李世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话音刚落,李世民就一头扑倒在御榻上。长孙无忌等人慌忙上前搀扶。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禇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皇帝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把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

    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

    很显然,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

    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就在于李治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禇遂良。

    禇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禇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但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禇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早在贞观七年,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场储位之争中,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众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岁,早已致仕;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在此情况下,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综上所述,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

    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贞观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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