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青年时代的武士彟就感觉自己的气一点都粗不起来。虽说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之机发了一笔横财，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并州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分。
这个心结也许就是武士彟后来弃商从政的诱因之一。
做生意的人都善于交结应酬，这一点武士彟自然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朝廷的“四贵”之一——观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纳言（宰相）杨达。（这个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外公。当然，那时候的武士彟还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会娶杨达的女儿为继室。）
武士彟虽然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中大发其财，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却没有及时巴结（也可能是手段不够硬，没巴结上），这个人就是东京营建工程的主使——尚书令（第一宰相）杨素。武士彟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无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素对这个姓武的木材贩子非常不爽。所以，当武士彟忘情地奔走于并州林场与东京官场之间，其财富也随着拔地而起的洛阳宫阙而节节看涨之时，杨素就已经在暗中给武士彟罗织了一些罪名，一意要置他于死地。
危急时刻，武士彟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护，总算帮他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许多年后，一贯快意恩仇的女皇武曌替自己的父亲出了这口恶气。她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担任京官。表面理由是说什么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之亡负有重大责任云云，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女皇这么做分明就是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武士彟一口气逃回了并州老家。惊魂甫定之余，武士彟不禁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自己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彻底断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职业转型，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的“奇货”，并且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早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变民，就曾在行军途中路过武士彟的家，受到了这个低级军官的热情款待。当时武士彟一见到李渊，就认定他“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当即决定把筹码押在李渊身上，以期在日后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积蓄势力、结纳四方豪杰，当然也乐意结交像武士彟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家底殷实的人物。
初次见面，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后，他就立即把富有经营才干的武士彟提拔为行军司铠，亦即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武士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足以庇荫的大树，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光临武宅做客，与武士彟“乐饮经宿，恩情逾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人人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武士彟的几个兄长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认为只有他才是四方群雄中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人，于是纷纷劝说武士彟投奔李密。可武士彟却冷冷一笑，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
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引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可问题在于，四方的逐鹿群雄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好几年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看就要被他们蚕食殆尽、瓜分一空，可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却还在默默蛰伏，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武士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唐公一把。
他先是试探性地送给李渊几本兵书，可李渊却装聋作哑，不为所动。武士彟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地向李渊描述自己的奇异梦境，说某一夜，梦见空中传来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在说：“唐公当为天子！”又某一夜，梦见唐公骑着马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忽然看见唐公“噌”的一下飞到天上去了，而且还伸出两只手，一手擎起了太阳，一手揽住了月亮（攀龙台碑：“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架势！
如果说武士彟此前送兵书时李渊还在装傻充愣的话，那么当武士彟告诉他这些意味深长的“梦境”时，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他随即推心置腹地告诉武士彟，自己“深识雅意”，只是兹事体大，请武士彟“幸勿多言”，如果将来大事成功，定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彟传）！
听到李渊的许诺时，武士彟禁不住一阵狂喜。
那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未来。
事后来看，武士彟应该算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人之一。单就这一点而言，武士彟就无愧于“太原元从”的称号。当然，要从一个首谋举义的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绝不仅仅是做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肉麻的马屁就可以办到的，你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几件正经事。
当时的太原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颗钉子。有他们在，举义之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王威和高君雅察觉李渊有所异动之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逮捕问罪。王、高二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打和警告李渊，同时削弱他的力量。关键时刻，武士彟站出来了，他说，这两人都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很可能会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稍后，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由，开始大举募兵，随时准备起事。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深感怀疑，就想建议王威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意图。武士彟又当即出面阻止，他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只是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的查出什么，又能拿唐公怎么样？”田德平闻言，也只好打消调查李渊的念头。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千钧一发，武士彟能够及时将问题摆平，从客观上保证募兵举义之事的顺利进行，贡献自然不能算小。
李渊正式起兵后，武士彟被任命为铠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其间因功被封为寿阳县开国公，赐食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后，武士彟又以“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旧唐书武士彟传），再增食邑一千户，并赐宅一所。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废掉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彟被任命为库部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
至此，武士彟的风险投资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当年那个地位卑下、从权力的魔掌中死里逃生的木材商人，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为新王朝为数不多的勋贵之一！
那一刻，武士彟内心的满足和喜悦肯定是无以言表的。
很多年后，女皇武曌也许完全能够体会父亲当年成功实现华丽转身时的心境和感受。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父亲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无论是落寞困顿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惶惑与焦灼，还是位卑人轻时对于权力和地位的无限向往与极度渴望，都曾经如出一辙地植根于父女二人的灵魂深处。
与此同时，女皇身上的许多特质无疑也是她父亲的遗传。比如自信、坚忍、心机、谋略，比如精明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还有认准目标一往无前的决心，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等等，皆是拜她父亲所赐。
当然，在女皇武曌人格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人的影响同样是巨大而深远的。
那就是她的母亲杨氏。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是胡人后代，门第寒微，先后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武士彟功成名就、官尊爵显，按说一家人可以好好享受荣华富贵了，怎奈世事无常、人命危脆，两个儿子在数月间相继病死，一年后相里氏又一病而亡。
武士彟当时除了工部尚书之职外，还一度兼领关中十二军之一的井钺军，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无暇照料家人，甚至连妻儿病重时都从未请假回家照看。而一妻二子竟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相继亡故，这对武士彟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他仍然恪尽职守，从未对外声张。在随后的日子里，武士彟独自带着余下的两个儿子元庆、元爽，默默过上了鳏居生活。
由于武士彟是朝廷高官，有关部门依例将其妻病故的消息上奏皇帝。高祖李渊听说后，大为感动，立即下敕褒扬：“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以比！”（册府元龟环卫部忠节）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武士彟参与修订了唐朝的第一部法典——武德律令，随后因功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大约就在此时，皇帝李渊亲自当了一回月老，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子作为继室。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母亲——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弘农杨氏之女。
弘农杨氏从汉朝起就是关陇的高门世族，历代显赫，至隋唐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武曌的母亲杨氏与杨坚出自同宗，杨氏的伯父杨雄与父亲杨达皆贵为隋朝宰相；及至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又是武德一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后来也成了贞观一朝的宰相。
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杨氏自然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史称她通文史、工诗书、善属文，同时又具有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曾被杨达誉为“隆家之女”（全唐书卷二三九望凤台碑）。
杨氏身上的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无疑都被后来的女皇武曌一一继承。许多年后人们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