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
东方的新纪元第八章 中央王国的城市（2）
“若垂天之云”
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大都市，他们首要的基础并非政治权力，而是商业价值。最初的商业城市繁荣于公元618~907年统治中国的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尤其是陆路方面的限制，唐王朝促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城市商人阶层的产生。公元960年开始统治的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商业前进的步伐加快。
中国第一次作为洲际贸易强国出现。在清剿了日本和其他海盗之后，中国商人控制了远到印度的所有贸易路线。由于熟知罗盘的使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航海者，并且绘制了远达好望角的航海图。
到12世纪，中国已有20支船队，水手逾52万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亚洲广为传播，包括朝鲜、日本和大部分东南亚。拉图雷特：前引书，第186页。其中的一些海船乘载可以超过500人并存储一年的食物供给。船上可以养猪和酿酒。旅行家周去非记载，“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前引书，第30～31页；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28～131页。
越洋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广州是公元前100年繁荣起来的城市。公元8世纪，这里已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穆斯林贸易团体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了海关衙门，并且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港口城市独享真正的外贸垄断权。公元1200年，广州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可列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马润潮：前引书，第34～3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令马可·波罗惊异的是急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会如此丰富多样。这个威尼斯的旅行家估计，每有一个载着香料的船只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或其他意大利港口，就有“一百艘船”到达漳州，这里是中国同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近东、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宝石和手工艺品从这个码头流入中国各个城市的货栈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技术和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输出。科姆罗夫：前引书，第153、159～163、254～256页。
这代表了中国城市史富有潜力的新开端。在一千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像广州、福州和漳州这些新兴的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国际性趋势在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和威尼斯也有所见。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他们生活在帝国番坊（外国人居住区）的保护之下，尤其活跃；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氛围。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4～159页。
这些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尤其是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一些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如宵禁令）的放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马润潮：前引书，第5～6、160页；王才强：前引书，第135、150、170、192页。
公元13世纪早期蒙古对中国的控制加速了上述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痛心。蒙古人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使中国的影响越过了亚洲到达欧洲边界。蒙古控制下的一些外国的城市，像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大不里士等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移民。
虽然蒙古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们为广阔的亚洲大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证，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一个穆斯林的观察家评述说，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一个人能够头顶着黄金盘子从日出之处旅行到日落之处，而不用担心劫掠”。格鲁塞：前引书，第252页。
蒙古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能融洽共存，繁荣发展。在穆斯林法官的管理之下，广州和漳州的清真寺、医院和集市以伊斯兰的商业和民事法规运作。很多穆斯林，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都可以为蒙古皇帝效力。邓恩：前引书，第250页；《马可·波罗游记》，第16章；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5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35～138页。
多文化的贸易和联系的发展也可以从大可汗宫殿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得到印证。虽然离海滨贸易城市很是遥远，大都市和其他主要的内陆城市却消费着大量的来自印度、近东甚至非洲的奢侈品。马可·波罗这样描绘忽必烈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马可·波罗游记》，第153、159～163、254～256页；柯廷：前引书，第125页。
东方的新纪元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1）
在马可·波罗和以后的伊本·白图泰时代预言东方代表着城市和文明的未来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到开罗的嘎萨巴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繁荣的弊端
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在16世纪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统治者看来，欧洲城市看上去渺小而落后。中国和穆斯林多数的技术、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工具远比欧洲更加先进。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灌溉和河渠系统高度发达，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西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在人口和建筑的华丽程度上看上去超过了欧洲同等的城市。1526年，蒙古人的后裔莫卧儿人夺取了印度的控制权，定都德里进行统治，伊斯兰的历史学家把这里描绘成“有人居住的伊甸园”。伊斯坦布尔这个在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城市，比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人口。马润潮：前引书，第11～13页；珀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印度现代史》（India：A Modern History），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第153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41、170～171页；布莱克：前引书，第30页；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3），思安·雷诺兹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4，第534页；豪瑞理：前引书，第232页。注：并不只因为这些城市规模巨大，还因为其经济绝大部分比欧洲更为富足。事实上，最迟到170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或者超过英国或法国，这里并不包括欧洲的穷国。即使有更多的人口，亚洲的总体经济将占世界经济的更大份额。
东方都城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尤其是中国宫廷的态度：他们认为，按距离都城的远近依次为皇室到王公的领地，此后是“被安抚的地区”，然后是“半文明的野蛮人地区”，最后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的地区”；在边缘地带末端的欧洲几乎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欣兹：前引书，第1～2页。
伊斯兰世界上层人物的观点不时表现出同样的对外国人的轻蔑态度，特别是对欧洲人。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一份贸易调查报告认为，拜占庭、中亚、印度和中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物品；而北欧和西欧的城市的价值仅仅是奴隶和稀有矿产的来源地。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这样的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这时欧洲的军事和科技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欧洲穆斯林发现》（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82，第60～68、185～187页。
专制的局限
*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布莱克：前引书，第183、192～194页。专制体制也特别使得东方城市容易受到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所描绘的政体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破坏。他认为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机构都是由攻占城市掠夺财富的强悍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代游牧民族——早期阿拉伯人、马格里布部落和突厥人——经常表现出建设伟大帝国和城市所需要的超凡精力和想像力。
阿拉伯学者注意到，在稳固的地点享受奢侈生活越久，统治者必然越快地失去尚武的精神和顽强的品质。由于纵容他们的后代放弃了马背上的生活，所以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后代保持着其祖先的豪放品格。
当新的游牧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已经繁荣起来的城市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公元1258年蒙古入侵者击败衰弱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军队的时候，巴格达就是这样的命运。蒙古人不仅杀掉了最后的哈里发及其大部分家属，而且屠戮了城内的多数居民。大部分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巴格达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赛格斯：前引书，第49页；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135～137、247页；格鲁塞：前引书，第323～325页。
虽然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事例，但是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王朝。在发展初期，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特权贵族、官僚和退伍士兵组成的“军团”吞噬着帝国的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王朝脆弱的首都留给了新的游牧入侵者。马润潮：前引书，第122页。
企业家受到压制
这种持续衰颓的过程并非亚洲或者伊斯兰社会所独有。欧洲的贵族阶层在经历了几代强盛之后也衰落下来。然而，与东方不同的是，欧洲兴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为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而且他们有能力实现政权的更迭。
在日本、朝鲜、中国、印度或者埃及，中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兴起却不曾发生。斯皮尔：前引书，第156～157页。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马润潮：前引书，第43、134～137、162页；艾拉·马文·拉皮德斯（Ira Marvin Lapidus）：《中世纪后期的穆斯林城市》（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第96、10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85～187、277～278页。伊本·赫勒敦这样评述：“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伊本·赫勒敦：前引书，第238页。
无论从商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重要城市越来越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在新儒家学者的影响下，中国限制勇敢的探险活动，使沿海的城市遭受损失。柯廷：前引书，第127页；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34页。这样的决定最终将海洋贸易拱手让给数千英里外欧洲城市里的商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第55～56页。
东方的新纪元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2）
欧洲的再度兴起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拉皮德斯：前引书，第50～65、78～80、185～191页。16世纪晚期，这里有些城市已经和东方一样富有，并且后劲不减。
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