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末之前，长期的王室争斗，加上随之而来的残酷的宗教战争，延缓了城市的发展速度。1594年，第一个波旁君主亨利四世这个新教教徒皈依天主教，这才确保了王国的统一和城市帝国的命运。据说他曾如是解释：“举行弥撒弥撒，罗马天主教教堂举行的领取圣餐的公共庆祝活动。译者注。仪式，巴黎最合适不过。”
亨利四世决心让巴黎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帝国名副其实的首都。他清理了肮脏的城市街道，扩建了卢浮宫，按照意大利的模式修建了数个公共广场。贵族们纷纷涌向了巴黎。那里官僚机构膨胀，手工业者也迁往巴黎，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到下一个世纪，巴黎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约50万人。詹姆斯·L麦克莱恩、约翰·M梅里曼（James LMcClain and John MMerriman）：《江户和巴黎：城市和权力》（Edo and Pairs：Cities and Power），选自詹姆斯·L麦克莱恩、约翰·M梅里曼、鹈川馨（Ugawa Kaoru）《江户和巴黎：早期现代的城市和国家生活》（Edo and Pairs：Urban Life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第4、12～13页。
到了17世纪70年代，巴黎的扩张越过了古代城墙。尽管统治者对首都城市的无序发展时有警觉，他们还是对市容刻意装饰。即使路易十四将行宫迁到了郊区的凡尔赛宫，他的重臣柯尔伯还是绕城兴修了绿树成荫的大道，并开始动工修建荣军院、一道道凯旋拱形门，以及圆形胜利广场，广场上的路易塑像用24K金叶片覆盖，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巴黎现在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伟大帝国的首都——新罗马。柯尔伯建议说：“当人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建筑时，就会产生敬畏之感，这样他们才能感到君主的伟大，其他什么也不能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城市建筑的辉煌也导致了国家财政的破产和普通民众的极度贫困。为了防止首都发生饥荒和暴乱，统治者便从附近乡村地区征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这就难怪法国的其他地区常常把巴黎看成“吸血鬼巴比伦这里的巴比伦用来比喻任何奢华淫靡或罪恶的城市。译者注。”，它的伟大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麦克莱恩、梅里曼：前引书，第23、77页。
*尽管法国其他地方对巴黎嫉恨有加，到17世纪，巴黎已经成为了欧洲大陆主要的文化和艺术之都。朱克：前引书，第195页。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巴黎一直被尊为城市向心化和气势恢弘的典范城市。从君主国时代到现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使法国官员们将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首都建设上。戴维·哈默（David Hamer）：《新世界的新城镇：19世纪城市边疆的想象与视角》（New Towns in the New World：Imag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 Frontie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36～37页。
现代法国伟大的设计师拿破仑一世决心把巴黎变成一个“神话般的、规模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城市。然而他宏伟的巴黎建设构想随着1815年的战败而无法付诸实现。他的侄儿路易·拿破仑促成了首都城市真正的转变。在1851年执政不久，路易·拿破仑宣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让我们竭尽全力来装点这个伟大的城市”。
在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和铁面无情的行政长官乔治·尤金·奥斯曼的共同努力下，巴黎的城市布局沿宽敞的大道展开，并用宏伟的建筑和构思巧妙的公园加以点缀。很明显，法国的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理念影响了维也纳、华盛顿特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汉诺维的城市建设者。米歇尔·卡莫纳（Michel Carmona）：《奥斯曼：他的生活和时代，现代巴黎的形成》（Haussmann：His Life and Tim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airs），芝加哥，伊凡迪伊出版社，2002，第10、113～122、139、154～156页；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的到来》（The 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RR帕尔默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第98～99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1）
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
扩展中的欧洲城市秩序
到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仅仅是这些城市努力开拓其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新的欧洲市场甚至出现在过去罗马时代最偏远的内陆地区。在这个千年里，欧洲大陆第一次被打上了城市烙印。村庄正在变成城镇，一些城镇则转变为城市，拥有自己的大教堂和中心市场。城市中心从莱茵河上游开始兴起，经过里加、格但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尼古拉斯·V 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VRiasanovsky）：《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第92～117页。
古典时期以来，欧洲的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了亚洲和近东。罗斯曼：前引书，第71～72页。1500～1650年期间，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接近200个。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原来的74％ 上升到10％。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新城市数量急剧增加。甚至长期挣扎在痛苦边缘的罗马也出现了城市的复兴，其人口由公元14世纪70年代的17万人增加到了1650年的124万人。莫里斯：前引书，第104～10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29、50页。
关键问题在于，在城市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城市的位置更优越。虽然巴黎和其他炫目的首都城市是先进的城市模式和富丽堂皇的典型，而实际上基本处于寄生状态，主要依附于他们的腹地。历史总是垂青那些控制了通往广阔世界的主要通道的城市。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正在扩张的欧洲经济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那些已经掌控了面积广阔的海外帝国的城市。但是里斯本、塞维利亚以及后来的马德里没有足够的商业头脑去完全收获艰苦播种的果实。黑尔：前引书，第456页。
文化价值是这次失败的关键。像贝尔纳尔·迪亚斯的统帅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之类的人，与其说是城市和经济的建设者，还不如说更像中世纪的武士。和其他征服者一样，科尔特斯主要是为了荣誉、上帝和金银财宝而奋斗。《普雷斯科特的历史》，第155页。
西班牙人自大意识浓厚，根本没有什么宗教宽容，这种情况最后有所改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新近皈依的新基督教徒在蒸蒸日上的欧洲城市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黑尔：前引书，第168页。
塞维利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城市意识到犹太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反对宗教裁判所。随着西班牙国家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自治城市权利被全部清除，所有自治市的抵抗都被镇压。公元1492年的驱逐令颁布之后，超过18万的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离开了西班牙。对于这个生死攸关的一年，历史学家巴尼特·内特文夫评价说：“西班牙让哥伦布航海探险，它因此获得了一个大陆；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出国，它因此失去了左膀右臂。”亨利·卡门（Henry Kamen）：《1469~1714年的西班牙：冲突的社会》（Spain 1469…1714：A Society of Conflict），伦敦，朗曼出版社，1991，第39～42页；巴尼特·内特文夫（Barnet Litvinoff）：《1492年中世纪精神的衰落与现代的崛起》（1492：The Decline of Mediev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Age），纽约，埃文出版社，1991，第34、58页。
西班牙多数的资本由教会和贵族控制，清除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之后剩余的商业中产阶级大都缺乏商业经验，不能充分地利用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的商业机会。卡门：前引书，第246～248页。 财富基本上经过塞维利亚港涌入西班牙，最后流入意大利的中间人和贸易商手中。即使是出口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部分商品，也要在西班牙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加工。西班牙帝国的黄金都抵押给了外国人去资助他们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为贵族阶层购买奢侈品，这成了西班牙的祸根。卡门：前引书，第170～171页；内特文夫：前引书，第66页；沃勒斯坦：前引书，第195页；JH帕里（JHParry）：《探索的时代》（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纽约，门特出版社，1963，第66页。
连年粮食短缺，年轻人送到国外战死疆场，巨额的公共债务，人口大量外流，最为致命的是17 世纪末的瘟疫大流行，凡此种种，使西班牙的城市规模急剧减小。在16世纪，西班牙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超过了90万人，人口超过1万人的西班牙城市数量到1650年减少了1/3。到17世纪，那不勒斯港是西班牙所占领的最大的意大利城市，该市在工业和人口两方面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西班牙的任何一座城市。布罗代尔：《地中海》，第146～152页；卡门：前引书，第98～99、224～22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北方的崛起
相比之下，北方的城市像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从迅猛扩展的世界贸易中受益匪浅。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城市中心在17、18世纪衰落了，而荷兰的城市中心人口增长了4倍，英国则超过6倍。伊迪丝·伊南（Edith Ennen）：《地中海城镇》（The Mediterranean Town），纳塔利·弗里德译，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1979，第187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这些城市崛起的关键武器不是它们雇佣的英勇无畏的探险家或武士，而在于银行家、商人和熟练手工业者的世俗性技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1页。拥有勇敢的战士和坚忍不拔的传教士的西班牙并没有摘到帝国的商业果实，而是安特卫普和其他以经商为目的的荷兰的城市得到了它。罗森堡、伯泽尔：前引书，第70页。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查理五世能够接受宽容的原则，西班牙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控制，或许仍可以主导着繁荣的欧洲城市经济。遗憾的是，西班牙统治者们推行天主教教义的强烈愿望将这些生产力发达、以基督教人口为主的北部城市变成了——正如西班牙的一位将军所描述的那样——“欧洲的墓地”。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2）
1572 年的大叛乱发生之时，荷兰的大部分地区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班牙统帅阿尔巴公爵发动了残忍的镇压新教教徒的战争。荷兰的北部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抵抗，而南部依然处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
阿尔巴的战争对西班牙的商业未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新教徒为主的商人阶层纷纷逃离西班牙人统治的地区。1576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洗劫一空，从此衰败下去。而西班牙多数有才干之人、资金和商界精英都转移到了北方新独立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7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
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末期，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新独立的新教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与当时欧洲城市明显的区别是，阿姆斯特丹并没有控制在贵族和牧师的手中，而是处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工匠控制之下。精明的荷兰人被17世纪的英国作家描写成“尼科青蛙”（Nick Frog），“只崇拜财神的泥浆之子”。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财富的困窘：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纽约，诺普夫公司，1987，第261页；JM宝斯（JMBos）：《十四世纪蒙尼肯丹的工业联合体及之前的事件》（A 14th Century Industrial plex at Monnickendam and the Preceding Events），选自HA 海丁格、HH 范·雷格特伦（HA Heidinga and HHvan Regtere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