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
苏维埃体制
如果有区别的话，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证明比沙皇政权更加独裁专制。它们对西方实利主义的抵制比之日本和纳粹更加广泛深入。小说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回忆，“每一样事情都被取消了，包括级别、荣誉头衔、补助金、官员的肩章、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上帝、私有财产，甚至人们希望生活的权利”。林肯：前引书，第242页。
共产主义者欣赏彼得大帝试图产生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俄罗斯的梦想。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直至1917年，俄罗斯的城市也不过是“农民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 ”，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随着共产党人权力的强化，他们决心改变历史，使这些孤岛变得更大、更有实力。威廉·J蔡斯（William J Chase）：《工人、社会和苏维埃国家：1918～1929年莫斯科工人及其生活》（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Labor and Life in Moscow； 1918…1929），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第6～7页；保罗·E莱恩多夫（Paul E Lydolph）：《苏联地理》（Geography of the USSR），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64，第275页。
作为苏维埃选定的首都，莫斯科重新获得有利的地位。把莫斯科的人口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现在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列宁注意到，“把莫斯科的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就是拯救革命”。食物往往是用武力从农民手中夺过来，为这些新的统治阶级、城市无产者充饥。蔡斯：前引书，第24～25页。
1917~1921年的内战使莫斯科人口剧减，但在2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长，到20年代末达到200万人。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固，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飙升。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雄心勃勃但又饥肠辘辘的人涌入这座城市，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找到工作。蔡斯：前引书，第73页。
更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圣彼得堡情况更糟，它于1924年被改名为列宁格勒，以纪念这位过世的苏维埃创立者。早在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之前，共产党人就发起了横扫西方城市文化的运动。任何人只要收到从国外来的信，都会被遣送到数量不断增加的集中营（gulag）去。30年代大清洗运动迫害了圣彼得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精英，包括在50个赫米塔西国立博物馆的馆员。林肯：前引书，第231～233页。
“磨快斧头”
苏维埃同样也不尊重城市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神圣之地的作用。下诺夫格罗德市很快就被改成了高尔基市；查里津市变成斯大林格勒市；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斩杀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市被改为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新近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城市景观以成片的新住宅群落、办公楼群和商业用房为主，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呈现出“沉闷的新古典风格”。林肯：前引书，第260～261页；威廉·亨利·钱伯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俄罗斯的钢铁时代》（Russias Iron Age），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35，第5页。
莫斯科经历了更剧烈的变化。斯大林这位从边远的格鲁吉亚来的乡巴佬并不看好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都不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的希特勒，也比不上对本国城市历史有偏爱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令大多数建筑界人士感到恐怖的是，苏维埃的这位独裁者竟下令拆除该城宏伟的、用俄罗斯信徒的钱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另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宫殿，斯大林竟把这个建筑称之为“数百万苏维埃民主的创造性理念”的纪念碑。
工业城市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5）
赫鲁晓夫跟随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民主的领导人，他对城市同样具有相似的复杂微妙的情感。他于1937年曾说，“在建造莫斯科的过程中，我们不在意搬走一棵树，一个小教堂或是某种教堂，诸如此类”。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Dmitri Volkogonov）：《斯大林的胜利与悲剧》（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哈罗德·舒卡曼（Harold Shukman）译，纽约，葛罗夫·威登费尔出版社，1991，第234页。赫鲁晓夫下令拆毁原有的老城，包括它的凯旋门、老的塔楼和城墙。当建筑师们恳求他保留一些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建筑时，他的回答是，让他手下的建筑人员继续“磨快斧头”。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创建苏联政权的七个领袖》（Auto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哈罗德·舒卡曼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98，第184～185页。
共产党人试图扩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在城镇建设上发起一次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到30年代，苏维埃政权已远远超过沙皇时期的工业生产能力。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崛起为干旷草原上的一个钢铁巨人，是苏维埃新城市的典型：没有清真寺、没有教堂、没有自由市场，主要人口构成是被一些狂热青年共产党人组成的军团的驱赶下的强制劳动力。像英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牺牲品一样，苏维埃国家的这些强制劳动力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受各种流行病如伤寒、斑疹伤寒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钱伯林：前引书，第51～53页。
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的城市政策确实是成功了：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完全转变成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国家。到3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跻身于欧洲大城市之列，其他略小一些的，尤其是工厂城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斯大林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等扩展得更快。从1939到1959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人，而农村人口减少2000万人。到1960年，50％的苏联公民是城市居民。莱恩多夫：前引书，第275页。此外，也有些闻名遐迩的建设成就，如莫斯科地铁和新的电气化系统。
共产主义的城市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城市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善。食品丰富起来，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然而，作为居家生活的地点，共产党人的城市依然是昏暗呆滞的，了无生气，自发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偶然为之的农民市场或者悄然兴起的地下经济的不轨行为中。社会生活很少集中在街道或公共场合，更多的是亲朋好友挤在狭小的公寓住宅里，自娱自乐。
最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未能产生一个城市生活标准，即使与西方城市相比差得很远的标准也没有，如果考虑到这种体制号称推崇“唯物主义”价值体系，就更说明问题了。赫鲁晓夫在70年代时还在自我吹嘘苏联将“超过”美国的生活质量，这对于那些在舒适程度方面远远落在不仅是西方、甚至包括崛起中的亚洲国家的苏联城市居民而言，颇为尴尬。NS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956～1963年选集》（Socialism and munism： Selected Passages 1956…1963），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3，第18、43页。
随着共产党政权在80年代后期步入四面楚歌的窘境，情况更糟糕。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高层建筑开始渐渐破损。俄罗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欧洲部分的城市有2/3供水紧张，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大多数苏联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比西方任何城市严重。沃尔科古诺夫：《为帝国验尸》，第280页；《俄罗斯环境前景》（The Environmental Outlook in Russia），俄罗斯国家情报委员会，1999年1月。
共产党人的城市主义本意是试图修补工业城市的缺损，但实际上在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实现其初衷，尤其在道义问题上。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曾注意到，共产党人寻求培养一种有更高抱负的“新人”，但其“唯物主义”哲学最终把人转变成一种“平面的二维结构物体”。在城市和个人的神圣的特质及其历史被剥夺之后，苏维埃的实验留下了一份灰暗而贫乏的城市遗产。尼古拉斯·别尔加耶夫（Nicolas Berdyaev）：《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Russian mun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第182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四章 追求“更好的城市”（1）
和许多在19 世纪即将结束时到过洛杉矶的人一样，达纳·W巴特利特能够感觉到“沿西海岸蜿蜒分布的……一个伟大的城市”正在崛起。达纳·W巴特利特（Dana W Bartlett）：《更好的城市：现代城市的社会学研究》（The Better C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City），洛杉矶，纽纳公司出版社，1907，第1页。洛杉矶当时是一个人口不到10万人的聚居地，开发商为了满足源源不断到来的东部移民的住房需求，你追我赶，大兴土木，新的建筑工地热闹非凡。
在这个一度沉寂的墨西哥村落，企业界领袖们憧憬着一个大都市，用铁路大亨亨利·亨廷顿的话说，这个大都市“如果不是世界最重要城市的话，也将注定成为本国最重要的城市”。凯里·麦克威廉（Carey McWilliam）：《南加利福尼亚乡村：陆地上的岛屿》（Southern California Country： An Island on the Land），纽约迪尤尔，斯隆和皮尔斯出版社，1946，第213页。作为新教牧师的巴特利特由衷地赞同这种信念，但同时他也渴望更多的东西——期盼一个健康且美丽的城市模式。
洛杉矶的愿景
来洛杉矶之前，巴特利特是圣路易斯的一名牧师，那里拥挤不堪的贫民窟和浓烟滚滚的工厂给居民的心灵和自然景观都留下了创伤。洛杉矶则是一个气候温和、风景迷人、视野清新、地域开阔和工业经济略有发展的地方，巴特利特希望它成为“激发人们向往高贵生活的地方。”达纳·W巴特利特：前引书，第37、211页。
1907年，巴特利特在其名为《更好的城市》的论著中展示了一个有规划的“美丽城市”的蓝图，它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的途径，得以享受海滩、绿地和青山。利用地理开阔的优势，制造业工厂可以被迁移到城市边缘，工人阶级的住房也可以向外扩展，以避免拥挤。工人不再被禁锢在沉闷的多户合住的廉价公寓里，而将住在整洁雅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达纳·W巴特利特：前引书，第191页。
许多洛杉矶的政界和企业界精英们都拥护这种更具扩张性的城市主义理念。城市的形式不是漫无目的随意发展的产物，而应当是精心设计的人造乐园。比如在1908年，洛杉矶制定了全国首例综合城市区划法令，该法律鼓励次中心、独户住房的发展以及工业向城市外围扩散。戴维·格布哈特（David Gebhard）、哈里特·冯·布雷顿（Harriette von Breton）：《三十年代的洛杉矶（1931～1941年）》（Los Angeles in the Thirties： 1931…1941），洛杉矶，佩里格林·史密斯出版社，1975，第28页；雷布琴斯基：前引书，第143页。
亨廷顿的太平洋电气铁路的延伸为城市地理扩展开创了一个模式。随后，汽车的大量使用更加速了洛杉矶向外扩散。早在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居民汽车拥有量就是全国平均拥有量的4倍，是芝加哥居民的10倍。同时，与同时代美国城市相比，在洛杉矶，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中心的传统市中心区的重要性降低。约翰·D韦弗（John D Weaver）：《伟大的古老城镇：洛杉矶从洋格那茅草屋走向现代都市摩天大楼》（El Pueblc Grand： Los Angeles from the Brush Huts of Yangna to the Skyscrapers of Modern Megalopolis），洛杉矶，沃德·里奇出版社，1973，第38～39页。
满足贪欲与追逐权力是促动城市发展的一般动机。但在洛杉矶地区的官员和开发商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正在营造一个更加优质、健康的城市环境。1923年，城市规划部主任自豪地宣称，洛杉矶已经成功地避免了“美国东部大都市区发展中所犯的错误”。他声称洛杉矶这个崭新的西海岸大都市将向人们示范“城市究竟应当如何发展”。格雷格·海斯（Greg Hise）：《魔力洛杉矶：规划二十世纪的大都市》（Magnetic Los Angeles ： Plann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Metropoli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第10～11页。
当地的新闻界为了吸引新的城市居民和读者，大力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