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遥遥领先。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到16世纪，中国向全球经济的冲刺力减弱。随着贸易的萎缩，尚在上升阶段的商业中心开始落在更有活力的正在崛起的西欧城市后面，其结局对中国来说是凄惨的。
这种衰落有很多原因，有些与中国朝廷的腐败有关，有些与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的认识有关。此外，新儒家理念的复兴也排斥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就在这段时期里，西方具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城市如威尼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不久就获得了在全球、包括对中国沿海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过，即使在那些欧洲的列强超越中国的暗淡时期，中国城市主义精神也并未完全泯灭。欧洲列强出于在东亚建立桥头堡的需要，促成新城市的发展，最著名者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有助于培植中国城市主义的现代化，也促成了新的、更近代化的商业城市的发展。
虽然经常充斥不平等和滋生腐败，但是这些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在中国传统城市主义与崛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相联系的过程中提供了桥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外国人，但中国居民的创业精神产生了很多新企业和商业文化，这些如我在较早的论著《部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种族、宗教和思想如何保证成功》中所写，将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
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
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中国城市居民层次在提高，收入在增长，将可能塑造很多新的城市生活模式，这是对21世纪城市生活非常关键的交通和社会形式的伟大实验。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突破性的。随着农民迅速地离开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工业甚至是后工业经济，中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世界用了15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这种激烈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问题，正如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的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同时，环境问题，从潜在的气候变化到人类健康和演进问题，都可能危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城市文明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
乔尔·科特金
2005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序鸣谢
此书的撰写犹如一场旷日持久且艰苦卓绝的智力堑壕战。所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博，所需信息如此之庞杂，常使我因工作艰巨而身心疲惫，亦为进展迟缓而汗颜。
工作虽不无乐趣，然则艰苦异常，如若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和迁就宽容，这一过程将变得无法忍受。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梅拉尼·杰克逊和公关人员杰基·格林，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蓝登书屋的司各特·莫耶斯和威尔·墨菲的出色编辑和指导。
众多报纸和杂志社编辑的斧正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感谢我的老朋友：《洛杉矶时报》的加里·斯皮克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史蒂夫·勒克森伯格和佐菲亚·斯马兹，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帕德里克·J莱昂斯，以及《华尔街日报》的芭芭拉·菲利普斯和马克斯·布特，还有Inc杂志的埃德·萨斯曼。在这里我要特别致谢《美国企业》的卡尔·金斯马斯特，感谢他提供的绝佳机会和不断的鼓励，与他的交谈也常使我茅塞顿开。
我还要对这本书做出更直接贡献的研究助理们深表谢忱。他们是佩博丁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一直到2004年夏天我都在那里任高级研究员）的希瑟·巴伯约瑟夫·乔·赫默、明洁·卡罗·李、辛赛亚·格雷罗和萨拉·普利斯特茂。他们的贡献对本书至关重要。
这里尤其要向两位毕业以后仍然帮助我的助手致谢。埃里克·欧祖那对本书的整体，尤其是对关于他的母国墨西哥部分的研究助益良多，他现在已回到位于得克萨斯州麦克艾伦的家乡。还有尊敬的卡伦·斯佩彻牧师，他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中心作用的观点，甚至影响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向佩博丁大学的主要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前校长戴维·达文波特； 还有阿尔尤·克罗、布拉德·查韦斯、布里特·戴诺、玛丽安· 塞勒、詹姆斯·威尔伯恩以及我的同事迈克尔·夏尔斯。
有关城市的研究还受益于米尔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罗斯·迪沃和苏珊娜·特林巴斯。这里要专门提到的是黄华跃； 他对中国历史部分的写作贡献颇多。我还要感谢伊斯兰城市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阿里·莫达雷斯教授。戴维·弗里德曼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帮助我构思了关于日本的内容。另外我还要感谢我在新美洲基金会的同事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 他的友谊和对洛杉矶及移民的理解助我甚多。我还要表达对罗伯特·卡尔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一直愉快地为我维护和设计电脑网络，书亦不能成。
在罗伯特·斯科特、戴维·弗莱明和布鲁斯·阿克曼的帮助下，我为圣费尔南多谷经济联盟所做的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洛杉矶的了解。另外，我很荣幸能够为洛杉矶经济开发公司做项目，并与马特·托利多、李·哈林顿和杰克·凯泽共事。在《洛杉矶时报》（“内陆帝国”版“内陆帝国”指加州东南部内陆地区，主要包括圣贝纳迪诺县和里沃塞德县。译者注。），我还有幸和拉胡拉研究所及内陆帝国经济伙伴关系机构合作，尤其是史蒂夫·庞特尔和特里·乌姆斯。此外，从现就职于南加州大学的凯文·斯塔尔那里，我得到了很多关于加利福尼亚以及有关城市的全面知识。
我对其他当代美国城市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在不同地点工作的经历。在很多时候，我都得到了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和密歇根大学工作的好友——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的帮助。草稿写成以后，北卡罗来纳大学克南研究所的约翰·卡萨达也提出了及时的批评和鼓励。
担任顾问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很多有关城市运作的第一手资料。我很幸运地同圣路易斯的区域理事会及商业协会取得联系，了解了美国中部的一些城市，期间曾得到迪克·弗莱明、罗伯特·科伊和德比·弗雷德里克的大力帮助。安德鲁·西格尔、戴维·沃尔夫和休斯敦的鲍勃·拉尼尔市长帮助我了解并重视墨西哥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与CEO Praxis的负责人德洛尔·齐默曼共事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大平原地区小城市的活力；与莱斯利·帕克斯的一起工作对我了解圣何塞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等城市至关重要。
在纽约，我很幸运地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纽曼研究所的一员，并有幸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及主任亨利·沃尔曼进行多次交谈。我还要感谢纽约城市未来中心的尼尔·克莱曼、乔纳森·鲍尔斯、金·诺尔、诺埃米·阿特曼以及中心“2004美国主要大都市未来研讨会”的同事们。
我也曾获得来自欧洲的帮助。应特别提及的是，我获得埃德伍德·博默夫和鹿特丹市的资助，得以造访了解那个伟大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吉尔特·马克和保罗·布林克引导我认识了这个现代商业城市的重要先驱。我还要感谢帮助我了解蒙特利尔的里昂·格拉伯叔叔以及诸位巴黎亲友。
在亚洲，我对已故的日本老师德山次郎亏欠很多。虽然他已离我而去，但他的思想却与我同在。我的朋友文森特·迪阿乌一直是我了解中国最新发展的信息来源。
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我的朋友弗雷德·西格尔对我的帮助无疑是最大的。他是纽约库伯联盟全称为“库伯推进科学艺术联盟”，也称学院。译者注。的城市史教授，我们曾共同出书。在整理筛选资料过程中，弗雷德关于城市史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史的知识时常为我指点迷津，并适时地对不确的观点提出质疑。
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不得不忍受我没完没了的抱怨，有时甚至是拍案之怒，其中包括我的兄弟马克，谨以此书献给他，还有我的嫂子帕米拉·帕特南以及我杰出的母亲洛雷塔·科特金。最后要特别感谢给予我无限灵感、永远耐心的爱妻蔓迪和我可爱的女儿、对一切都好奇的阿里尔·谢利，以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新添的小女汉那·伊丽莎白。希望将来这两个年轻的都市人能多多给我们写信。
序前言
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曾经注意到的，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埃吕尔写到：“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丹尼斯·帕迪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斯·厄德曼斯出版社，1970，第5页。为了产生一种新型的人造环境，城市建造者们忙碌不已，从中美洲到中国，到北非，到印度，再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他们构建了社会和道德的秩序，超越了此前制约人类关系的老式部族间和亲族间的联系。
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第一个命题是，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等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经评论的那样：“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城市生活：新世界的城市展望》（City Life：Urban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World），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5，第49页。
*本书开头提到的16世纪贝尔纳尔·迪亚斯的日记以惊人的方式宣告了这一命题。作为追随科尔特斯墨西哥城前身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征服者，一西班牙海军大将。——译者注征服墨西哥的士兵，迪亚斯邂逅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族城市：浩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天的墨西哥城。该城居然展示出只有在欧洲城市如塞维利亚、安特卫普或君士坦丁堡才能看到的种种特征。
像欧洲城市一样，特诺奇蒂特兰城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宗教中心、一个神圣的地方而立足的。它位于一个具有天然屏障、安全的地方，可以培植复杂的城市生活。这座巨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也曾自诩有巨大的市场，该市场尽管提供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异域物品，但像大西洋彼岸城市的市场一样，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种共性在今天全世界的城市都可看到。东亚、英格兰东部或洛杉矶巨大郊区的治安警力、商务中心、宗教设施都按同样方式运作，在大都市发挥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甚至拥有共同的建筑模式。在这里，对城市的“感觉”几乎无处不在——繁忙的街道上，非正式的市场上，高速公路交汇处，都有同样快节奏的速度；同时，也能够感觉到希望把城市做大做出名、享有独特市政属性的需要。
很多城市史学者都把这种现象认定为一种特殊的城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的密集而居，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都是其缩影。但我的定义要宽泛得多，我试图把很多新的、横向扩展的大都市区，诸如我现在所居住的洛杉矶和世界上迅速发展着的实际上高度分散化、多极化的大都市区，都包括进来。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城市中心不同，但这些新的城市区域就其本质性特征而言，依然可看成是城市。
这就使我们推导出对城市的第二个命题：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