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a Metropolis），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98，第5、9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5）
由于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本来可以期望中东城市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原本以为，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的成功，可以为建设切实可行的城市道德秩序提供凝聚力。豪瑞理：前引书，第373～374页；阿布…卢格霍德：《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化》，第189页；萨拉·S艾尔…萨克斯与胡尚·阿米拉马地（Salah S ElShakhs and Hooshang Amirahmadi）：《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动态、城市化与大城市的规划》（Population Dynamics； Urbaniza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Large Cities in the Arab World），选自萨拉·S艾尔…萨克斯、胡尚·阿米拉马地编《穆斯林世界的都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uslim World），新泽西新不伦瑞克，鲁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93，第21～23页；胡尚·阿米拉马地、阿里·基阿法（Hooshang Amirahmadi and Ali Kiafar）：《德黑兰从要塞到大主教城市的转化：一个迅速增长与不均匀发展的故事》（The Transformation of Tehran from Garrison Town to a Primate City： A Tale of Rapid Growth and Uneven Development），选自《穆斯林世界的都市发展》，第120～121页。可悲的是，即便在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能够创办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各阶层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到如今，伊斯兰教显然没有像其他信仰体系那样，能够成功地解决因城市化的巨大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东地区巨型城市的经济远景，如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被历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称之为被崛起的“信息主义”进一步侵蚀。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凸显和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损害了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成功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当中的大多数城市人口的利益。曼努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三卷《千年的终结》（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End of Millennium），英国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8，第78～83页；约翰·D卡萨达与阿兰·M帕乃尔（John D Kasarda and Allan M Parnell）：《简介：第三世界城市发展问题》（Introduction： Third World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选自约翰·D卡萨达与阿兰·M帕乃尔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政策与展望》（Third World Cities： Problems； Policies and Prospects），加利福尼亚州纽伯里公园，塞奇出版社，1993，前言第6页。
很明显，除了世俗化的土耳其和被遗弃的以色列，没有几个近东地区的城市拥有高水平的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素养。比如，2000年近东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使用者几乎不到人口的1％。叙利亚学者萨米·克亚米指出，在信息时代；中东地区正站在“被甩在后面”的危险边缘，如同在工业时代落在后面那样。格雷·E伯克哈特与苏珊·欧德（Grey E Burkhart and Susan Older）：《中东与北非的信息革命》（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选自《给国家信息委员会的一份报告》（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03，前言第4页，正文第2、53页。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企业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已经大批地流失了。他们正在北美与欧洲寻找出路。大批流失的人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族裔和宗教少数民族当中尤为明显。比安卡：前引书，第170～171页；雷蒙德：前引书，第318页；阿布…卢格霍德：《开罗》，第98～99页。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族群，如阿拉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离开了像开罗、巴格达和德黑兰等城市，即使他们是那里世世代代的老居民。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34页；伯德特（Burdett）：《面向21世纪》；豪瑞理：前引书，第374页；乔纳森·埃里克·刘易斯（Jonathan Eric Lewis）：《伊拉克的基督徒》（Iraqs Christian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2月19日出版；雷切尔·波默兰（Rachel Pomerance）：《伊拉克辉煌的过去》（Iraqs Glorious Past），摘自《犹太电报服务》（Jewish Telegraphic Service），2003年2月9日出版；埃米尔·塔瑞（Amir Taheri）：《萨达姆·候塞因的错觉》（Saddam Husseins Delusion），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2年11月14日出版。
这部分人外迁之后，留下来的大体上是贫困和没有技术的人口，他们无法成为能够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必要资金支持的现代经济的基础。当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城市人口超过50％时，下水和供水系统就赶不上城市发展的节奏。住房也供不应求。在开罗、卡萨布兰卡和亚历山大里亚，3到4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多数主要城市被非法占地的居民区所包围，埃及城市新房的一半以上集中在那里。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估测，在20世纪90年代，有84％的开罗人带有贫民窟居民的特征。豪瑞理：前引书，第438页；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40页；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
伊朗首都德黑兰是另一个失败的典型。这个相对较新的城市——1788年成为国家的首都——是统治者伊朗王的家。在20世纪，该城市发展速度惊人。国家的石油财富，膨胀的中产阶级，接受过教育的人口都足以确保把它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城市。
遗憾的是，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随着经济的发展，德黑兰的贫困率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增长了两倍多。马丹尼波尔：前引书，第21、95页。随着新来的人口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街道社区，犯罪和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用一位伊朗城市规划家的话说，将德黑兰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城市”。
这些被异化的、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就像欧洲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一样，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去推翻伊朗王的统治，把政权移交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
还不曾受伊斯兰教徒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城市也遭遇到了同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北非到巴基斯坦，这些城市庞然大物经常酝酿一些强大的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暴力运动。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这个地区的城市现在所代表的是“社会定时炸弹，而非别的”，它有摧毁整个全球秩序的危险。伯德特：《面向21世纪》； 阿米拉马地、基阿法：前引书，第130～131页，马萨德·克拉巴地（Masoud Kheirabadi）：《伊朗城市的形成与发展》（Iranian Citie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1，第60页；马丹尼波尔：前引书，第23页；马瑟拉特·埃米尔…艾伯拉希米（Masserat AmirEbrahimi）：《1986年德黑兰的社会地理志》（Limage sociogeographique de Teheran in 1986），选自卡瑞·阿德与伯纳德·豪克德（Chahryar Adle and Bernard Hourcade）编《德黑兰：两百周年的首都》（Teheran： Capitale Bicentenzire），巴黎，法国伊朗研究学院，1992，第268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1）
以绝对数字计算，亚洲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迁移。《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2001）。与中东、拉美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城市发展相比，亚洲的都市发展大体上更多发生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带。这些城市不仅有数量上的进展，而且经济增长显著。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常常经历了更大程度的变化。
许多城市真正地实现了像一位19世纪的殖民者称作的“远东的皇后”的期盼，而非后殖民时代统治的窘境。CM特布尔（C M Turnbull）：《新加坡的历史（1819～1875年）》（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875），古拉鲁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1～45页。当然，这种乐观的图景并不普遍。在新千年即将拉开序幕之际，卡拉奇1000万人口中将近40％的人居仍居留在非法占地的居住区。政治动荡，尤其是反西方和反现代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减缓了巴基斯坦城市成功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多纳德·N威尔伯（Donald N Wilber）：《巴基斯坦：人民、社会与文化》（Pak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and Its Culture），纽黑文，HRAF出版社；1980，第373页；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殖民地都市化进程：文化、社会力量与环境》（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伦敦，鲁特雷奇与克甘保罗出版社，1976，第273页；库马：前引书，第520页。
亚洲其他的主要城市——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已经饱受了政治动乱的苦难。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了，但经常难以支撑它们自身增长的人口。虽然不及非洲和近东城市贫困人口之众，但这些城市的多半居民依然非常贫困。
印度的城市革命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印度重新成为全球都市生活的主要中心。与圣雄甘地倡导的以乡村为中心的国家理念相反，印度的经济体系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受国家带头投资制造业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刺激，1950～1995年，印度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翻了两番还要多。尼格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城市、阶级与贸易：第三世界社会与经济的变革》（City； Class and Trad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IBTauris出版公司，1991，第30页；巴内特·E鲁宾（Barnett E Rubin）：《通往东方之路：印度的工业化与中国的经验》（Journey to the East：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选自底里普·K巴素与理查德·西珊（Dilip K Basu and Richard Sisson）编《重新评估印度社会与经济的发展》（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A Reassessment），新德里，塞奇出版社，1986，第69页。印度改革了过去一直抑制企业投资的准社会主义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新的城市发展多数并没有集中在老殖民中心加尔各答，而是发生在首都新德里和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主要殖民据点孟买（1995年孟买由英语习惯拼写Bombay改为规范罗马拼写Mumbai）。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相比，孟买的城市发展前景可谓差强人意。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孟买的金融服务、制造业和娱乐业已经居主导地位。孟买计划到2015年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孟买努力建设诸如“新城市”之类的新的发展极点，有助于吸引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丰富的空间，更少的占有者》（Plenty of Space； Few Takers），摘自《商务干线》（Businessline），1999年5月24日出版；杰奎明：前引书，第275～277页。
更重要的是，大量接受过教育、技术熟练的工人构成了印度大都市区发展至关重要的优势。到2000年，印度软件工程师约占全世界总数的30％。在像班加罗尔这样规模较小的印度城市，这种优势尤为明显。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艾瑟·贾奇·阿鲁瓦里亚（Isher Judge Ahluwalia）：《印度的工业化发展：60年代中期后的停滞》（Industrial Growth in India： Stagnation Since the MidSixties），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第161～187页。
到了80年代，班加罗尔成为印度发展最快的城市。1960年，其人口还不足100万人，到20世纪末猛增到450万人。该城市拥有900多家软件公司，被普遍视为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