蛎涝Ｕ淠萏亍萨拉夫（Janet W Salaff）：《新加坡国家与家庭：重新构建一个发展的社会》（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 Developing Society），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第3、226～227页；林崇椰（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来转型一瞥》（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in Twentyfive Years： A Glimpse），选自杨宝森与林崇椰编（You Poh Seng and Lim Chong Yah）《新加坡：25年的发展》（Singapore： Twenty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84，第6～7页；黄玉玲（GiokLing Ooi）：《国家在新加坡自然保护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atur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摘自《社会与自然资源》（Society and Nature Resources），2002年第15期，第445～460页。
新加坡人口的教育程度、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廉洁的政府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吸引了大批的跨国集团公司到这里投资。李光耀不仅仅对提高城市国家的短期经济前景感兴趣，他还要建设一个新的亚洲都市文化，使其在21世纪同样具有全球竞争能力。他的一个部长宣称：“我们给了市民一个环境整洁的城市、现代的生活福利设施和强大的经济。现在，我们所想的是给予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化。”TJS乔治（TJS George）：《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新加坡，东部大学出版社，1984，第109页。
儒家思想的复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光耀已经决定要给予他的人民何种的“文化类型”——一种建立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李光耀自称为亲英派，并且曾经暗示说他的中国情结并不比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爱尔兰情结更深。现在他却提倡一种基本的儒家文化精神，其根基在于对睿智而强大的知识界精英的权威的尊重。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新加坡将会很快地退化成他所苛刻地称之为“另一个第三世界社会”。潘翎：前引书，第264～265页；乔治：前引书，第16页。
儒家精神的复兴，不仅逐渐影响了新加坡的思维模式，而且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主导的台湾经济乃至香港产生了影响。乔治：前引书，第16、109页。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与西方以及传统的个人和家庭进步的观念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道德秩序和集体意志的意识，此状况在其他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方是不明显的。
到20世纪80年代，长期以来对有资本主义思维观念的海外同胞持蔑视态度的中共领导人，甚至也转而支持这种观念。1992年，中国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公开表示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羡慕，支持这个城市国家领导人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认为它就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最佳蓝图。乔治：前引书，第28页；戴维·SG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邓小平与中国革命：一份政治传记》（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鲁特雷奇出版社，1994，第120页；霍伊曼·陈与兰司·PL李（Hoiman Chan and Rance PLLee）：《香港家庭：处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十字路口》（Hong Kong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 of Modernism and Traditionalism），摘自《比较家庭研究》（Journal of parative Family Studies），1996年春季号；马克托里欧：《全球化》；卡斯特斯：前引书，第292页；杜维明（Weiming Tu）：《超越启蒙心态：对伦理、移民和全球性工作的儒家解读》（Beyond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thics； Migration and Global Stewardship），选自《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6年春季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早期，有这种想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共取得政权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国民党这个被打败的对手的强大后盾则是沿海城市和那里的大都市精英。罗兹·墨菲：《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J道伊尔（DJDwyer）编《第三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斯与诺伯书屋，1974，第62～63页。
1949年取得大陆统治权之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谋求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由“腐败”的沿海商业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和内陆城镇。他想通过限制人口迁移，有意识地遏制大城市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定期把大批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农村教育，为社会主义大发展计划提供劳动力。
结果，与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缓慢。在香港、孟买、墨西哥等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之时，中国许多原有的商业中心，如广州、天津和上海，人口增长幅度有限。与之相反，北京这个共产党的权力中心的人口持续增长，从1953年到1970年，北京增加的人口是上海的两倍。
现代大都市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4）
在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城市，许多传统的城市生活被压制。古老的寺庙不是被荒置就是被捣毁。公共市场是千百年来中国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了限制。虽然犯罪、卖淫嫖娼、公开的贪污腐败等行为基本上绝迹，但曾经“喧闹而有生机”的中国商业城市都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地方。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187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杨汝万（YueMan Yeung）：《东亚的大城市》（Great Cities of Eastern Asi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158页；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都市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复原》（Social Control and Rehabilitation in Urban China），选自《第三世界的都市化》，第264～270页；西德尼·戈尔茨坦（Sidney Goldstein）：《中国的城市化水平》（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第200～221页；陈祥明：前引书，第230～232页；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1949年以来中国大都市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China Since 1949），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第247～252页。
四个现代化与中国城市的复兴
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指引下，北京逐渐放松了对城市的严格管制。地方官员开始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和外来投资。创建经济特区，例如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深圳，吸引了巨额的外国资金，这些资金多数来自香港、台北和新加坡。在15年的时间里，珠三角地区变成了像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中部地区那样，不仅成为“中国的工厂”，也很快发展成世界工厂。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工业化水电站在滨水地区蓬勃发展》（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Emerges by the Waterfront），摘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3年1月23日出版。
可以确定地说，中国城市成为国民生活的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过的。由于对人口的流动和寻找新的机会取消了严格管制，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城市的街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塞满自行车的街道，如今到处是汽车。新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酒店和高耸的公寓大楼使街道两侧斯大林风格的国有老建筑变得如此的矮小。公共市场重见天日，为不断增多的富裕群众提供品种日益繁多的肉类、蔬菜和水果。
上海的复兴
毛泽东时期一直受到扼杀的大都市文化又一次回到了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戴维斯：前引书，第294～254页；《中国能否保持中心地位？》（China： Can the Centre Hold），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3年11月6日出版；林友素（Lin You Su）：《简介》（Introduction），选自加文·W琼斯与普拉唯·维萨瑞亚（Gavin W Jones and Pravin Visaria）编《发展中大国的城市化：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与印度》（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onesia； Brazil and India），英国牛津，克莱尔登出版社，1997，第26～44页；杜文彬（Ben Dolven）：《中国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在增长》（Economic Lure of Chinas Cities Grow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2月26日出版。这一现象在古老的殖民地要塞上海尤为突出，它逐渐对香港和东京的亚洲首要经济中心和外国投资场所的地位提出挑战。
上海也启动了世界上最具雄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包括新的地铁系统和飞机场改造。跨越上海黄浦江最大的建设项目浦东新区于1990年动工；10 年之内，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并配备了绿化带、豪华酒店、140多层高的办公大楼、平整的公路、现代化的轮渡终点站、地铁和地下人行隧道。《香港的衰落》（The Decline of Hong Kong），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7月1日出版；《上海：2004》（Shanghai：2004），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4年1月15日出版；沙希德·尤素夫与吴卫平（Shahid Yusuf and Weiping Wu）：《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上海在全球化时代中崛起》（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选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2年第7期，第39页；赵宾（Zhao Bin）、竹村延和（Nobukazu Nakahoshi）、陈家宽（Chen JiaKuan）、孔龄易（Kong Lingyi）：《中国上海浦东的土地使用与保护的城市规划》（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Pudong of Shanghai； China），摘自《环境科学》（Journal of Environment Sciences），2003年第2期，第15页。
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同时也带来了与快速发展相伴生的许多新的挑战。数百万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重蹈贫困的兰开夏农夫、爱尔兰农民和欧洲移民在芝加哥或纽约的覆辙。他们住进了拥挤狭小的公寓，却要支付高昂的房费。百万计的中国城市居民不得不在肮脏、危险和常常不安全的地方工作。卖淫嫖娼、赤裸裸的贪污腐败、小偷小摸和其他旧中国时期滋生的“邪恶”返回到城市，严重程度有时令人吃惊。戴维·拉格（David Lague）：《中国最重要的群众运动》（Chinas Most Critical Mass Movemen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月8日出版；戴维·墨菲（David Murphey）：《中国盛宴的被遗弃者：百万下岗工人正变得愤怒》（Outcasts from Chinas Feast： Millions of Laid Off Workers Are Getting Angry），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6日出版；《中国上海文化种类的性别》（Sex of a Culture Sort in Shanghai； China），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2年7月13日出版；尤金·林登（Eugene Linden）：《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The Exploding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摘自《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6年1月出版；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城市化的世界，全球化城市》（Urban World/Global City），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1996，第175页。
郊区出现在东亚
尽管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老工业城市颇为相似，亚洲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城市分散时代的产物。不像欧洲或北美那些高度集中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是在汽车、电子通讯和工业技术圈定了城市地理轮廓的时代里发展。
随着高楼大厦在上海、香港和汉城的拔地而起，城市向外扩展的压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