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起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复兴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纽约，应归功于城市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之所以有此番成就，是因为城市警察采用了新的执勤方法以及众志成城地将维护公共安全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无可辩驳地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犯罪率降低的一个伟大时代，这一点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埃里·利尔：《重新审视突破的窗口》（Broken Windows Reconsidered），摘自《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2002夏季号；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在经历了1992年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明显地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原。弗里德·西格尔（Fred Siegel）：《美国城市的死亡与生活》（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摘自《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2002年夏季号。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6）
然而，虽然美国的城市安全问题有所改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又浮出水面。伯德特（Burdett）：《面向21世纪》。到20世纪末，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的巨型城市，正如一位执法者所言，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的诸多区域。拉里·罗特（Larry Rohter）：《里约热内卢犯罪与政治的碰撞，城市在恐惧中退缩》（As Crime and Politics Collide in Rio； City Cowers in Fear），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 5月8日出版；乔纳森·佛里德兰（Jonathan Friedlan）：《墨西哥伤口中的生活：办公室，商店和饭店现金需要安全的保障》（Living a Cut Above Mexico： Offices； Shops and Restaurants Cash In Need for Safer Ground），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
基本安全感的丧失不可避免地损毁了城市生活。对犯罪以及对政府反复无常的恐惧延缓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有时候城市周边的安全区域成为外国投资的理想选择。甚至在相对和平的国家，强盗式的官僚机构迫使商业投资不得不转向相对安全和政府贪污腐败较少的地区。
也许，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以及与健康相关问题的日益增长更令人担忧。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林登：《发展中世界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威达尔（Vidal）：《疾病威胁新兴大城市》（Disease Stalks New Megacities）；托马斯·H马夫（Thomas H Maugh）：《人类开始了土地战利品的抢夺》（Plunder of Earth Began with Man），摘自《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1994年6月12日出版。这部分人口自然成了致命性传染病滋生的土壤，外国公民和富人对这种疾病同样没有免疫力。这些威胁不仅迫使当地的专业人士，还有外国投资者都寻求到国外或者更健康的郊区工作或投资。扎卡基斯…史密斯：前引书，第8、38页；洛夫奇：前引书，第23页；麦克吉尔：前引书，第21页；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马宾：《南部都市化进程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绝》、《黑暗的航程》（Black Flight），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2月24日出版。
恐怖分子的威胁
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了最致命的直接威胁。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灾难由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而更加恶化。在20世纪，许多尝试采用西方国家城市建设模式的伊斯兰城市，只是削弱了社区和周围地区的传统纽带，却没有用现代和全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取而代之。
历史学家斯蒂法诺·比安卡提出，这种转型“正慢慢地侵蚀着促成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力量”，把一个逐渐被西方环境异化了的人口抛弃在现代社会的后面。比安卡：前引书，第329～330页。政治冲突尤其是与经济和军事发达的以色列的争斗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异化。伊斯兰尤其是阿拉伯城市的雄心，不仅遭受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失败造成的永久的打击，而且被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所挫伤。
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世界没有能适应全球经济竞争所需的国际性标准。贝鲁特是阿拉伯城市中最成功的国际性城市，由于连续不断的国内冲突使其一蹶不振，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贝鲁特才开始付出巨大努力重建城市。其他有成功潜力的伊斯兰城市，如德黑兰和开罗，依然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透明的法制体系，而这些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运作良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与西方或者亚洲城市，如新加坡、台北、汉城以及东京相比，也仍因其政治和法律制度有较大随意性而受到困扰。阿里·巴萨：《全球化城市的兴起》；罗伯特·鲁尼（Robert Looney）：《贝鲁特：复兴黎巴嫩的过去》（Beirut： Reviving Lebanons Past），摘自《第三世界研究》（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2001年秋季号。
从这些困境中，滋生出了对现代城市未来构成的更严峻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这种现象与作家法农联想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这位来自马提尼克岛的黑人精神病专家受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开启了人类的新历史”，但他们依然赞同西方的城市文明。佛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康士坦茨·法林顿（Constance Farrington）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第315页。相比之下，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认为，西方尤其是西方大城市是邪恶的、剥削性的和非伊斯兰的。
一位阿拉伯学者把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称为“失败一代的愤怒子孙”，他们眼看着阿拉伯联盟的世俗梦想在腐败、贫困和社会动荡中化为泡影。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愤怒不是来自沙漠或小乡村，而是开罗、吉达、卡拉奇或科威特这样的伊斯兰大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长期居住在纽约、伦敦或汉堡这些西方中心城市。佛德·阿加米（Fouad Ajami）：《阿拉伯人自作自受》（Arabs Have Nobody to Blame but Themselve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1年10月16日出版；丹尼尔·本杰明、史蒂文·西蒙（Daniel Benjamin and Steven Simon），《神圣恐怖时期》（The Age of Sacred Terror），纽约，蓝登书屋，2002，第79页。
国外经历似乎只是加深了他们对西方城市的仇恨。早在1990年，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埃及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扬言要“摧毁西方人引以为荣的社会柱石，如旅游性质的基础设施，以及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世界性高大建筑”。 约斯·克来因·哈勒威（Yossi Klein Halevi）：《伊斯兰过时的统治神学》（Islams Outdated Domination Theology），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12月4日出版；本杰明、西蒙：前引书，第5页。 11年后，那股仇恨从根本上震撼了城市世界。
自2001年纽约受到攻击以来，个人和公司都开始重新审视在城市中心地带设立办公地点是否明智，因为这些地点极可能是恐怖分子实施攻击的潜在目标。面对因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而带来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现在不得不做好准备，与随时可能发动的毁灭城市的恐怖威胁进行对抗。《一年后：纽约人有更多的麻烦，华盛顿人更加紧张》（One Year Later： New Yorkers More Troubled； Washingtonians More on Edge），Pew人类与出版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2003年9月出版；《9·11对工作地点安全性以及商业持续性规划的影响》（The Impact of 9/11 on Workplace Security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摘自《商业持续规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2002年10（接下页注）
神圣的地方接第275页注③）月出版；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1776年的目标》（The 1776 Foot Target），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3月23日出版；乔纳森·D格拉特（Jonathan D Glater）：《对旅行的恐惧促进网上交流》（Travel Fears Cause Some to mute Onlin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4月7日出版，《创新摘要》（Innovation Briefs），城市流动性协会（Urban Mobility Corporation），2002年7～8月号。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7）
回顾历史，城市曾面对许多对其兴衰存亡构成的挑战。即使是现在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如来自松散组织的暴徒而非某个国家——也并不新鲜。历史上有些对城市造成的极大破坏都不是由有组织的国家实施的，而是由游牧民族，甚至是一小撮歹徒造成的。
（上尽管存在这样的威胁，城市的理想显示出一股非凡的恢复力。恐惧很少能够阻挡城市创造者们的决心。尽管有些城市被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永久地摧毁了，然而还有更多城市，包括迦太基、罗马、伦敦和东京都实施了重建，而且不止一次。的确，即使在日趋严重的恐怖威胁下，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员和开发者继续规划着新的办公大楼和其他蔚为壮观的高楼大厦。本杰明：《1776年的目标》；佩尔顿：《电讯城市的崛起：分散全球化社会》；詹森·辛格（Jason Singer）：《东京为盖新高楼大厦的势头做好准备》（Tokyo Braces for Tsunami of New HighRise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11日出版；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 Bagli）：《改变西部的37亿美元计划被披露》（＄37 Billion Plan to Alter Far West Side Is Revealed），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12日出版；玛格丽特·赖安（Margaret Ryan），《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Skyscrapers Transforming City Skyline），BBC在线新闻，2004年3月24日。
对城市未来来讲，比建造新的大楼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城市经历所给予的重视。宏伟的建筑物和城市基本的物理属性——沿河、靠海、接近贸易通道，吸引人的绿色空间，或高速公路交叉要道——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一个伟大城市产生，或可以帮助城市的发展，但却不能够维持城市的长久繁荣。
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简·加克伯（Jane Jacobs）：《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纽约，蓝登书屋，1969，第141页。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HJ戴奥斯（H J Dyos）：《城市史议程》（Agenda for Urban History），选自《城市史研究》；赖安：《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
无论是在传统的城市中心，还是在新的发展模式下正在扩展中的城市周边地区，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哪些地方将取得最后的成功。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城市居民与早期世界所有地方的城市开拓者一样，都被相同的问题所困扰。
最早的城市居民是全人类活动的开先河者，他们发现，他们面临着与史前游牧部落和农业村庄截然不同的诸多问题。这些早期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学会如何与他们部落和氏族之外的陌生人共处和交流。这就要求他们寻找新的方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并探讨何种形式的家庭生活、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才能让所有的人接受。
在最早的时候，神职人员经常就这些话题进行说教。由于他们的权威来自上帝，因此，他们有权给具体城市中心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