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 第243部分

　　　　延绥镇虽然是九边军事重镇，但是毕竟地方不大，下辖的州府不多，只有陕北一隅之地，所以他这个巡抚，虽说是巡抚，却与浙江、福建、湖广、四川等等这些传统辖地面积比较大的巡抚来说，职务等级算是比较低的，是正四品。

　　　　当然了，明朝的官职制度比较复杂，也有不少例外的地方，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不仅将孙传庭的本职由正四品的左佥都御史升为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而且还给了他正三品官才有的“嘉议大夫”荣衔，以示表彰。

　　　　与此同时，贺时雨这个总兵官升无可升，也是只能在加衔增禄上下功夫了，以延绥镇总兵官加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荣衔，并授“昭勇将军”称号。

　　　　而杜文焕、刘弘烈、贺国贤、王廉也都各有升赏。

　　　　杜文焕由参将升任延绥镇副总兵，刘弘烈由游击直升副将，仍领延绥巡抚标营，贺国贤升任杜文焕原职，转任绥德州参将，而王廉则升任宁武关参将。

　　　　这些人各有升赏，但是目前都只能继续留在剿贼的前线，等待山西剿贼事了，才能前往实任。

　　　　当然了，崇祯皇帝也没有忘了张国兴麾下陕军的损失亟待弥补，因此，在封赏北线孙传庭所部官军的同时，根据李邦华和洪承畴随后的附奏，暂由原副总兵王承恩代领陕西总兵一职，同时将山西按察使张宗衡麾下山西乡兵及卫所兵三千五百多人，就地转为经制营兵，命名为镇西营，仍由张宗衡率领，归陕西巡抚洪承畴指挥。

　　　　山西按察使张宗衡本人则以收复晋西南州县失地之功，加授通议大夫荣衔。

　　　　随着崇祯皇帝对山西剿贼前线的封赏到来，李邦华、洪承畴、孙传庭三人各自调整部署，遣人刺探贼情，等待着进剿良机的到来，山西剿贼前线的战事，暂时也陷入了一种相持的僵局。

第三九三章　心腹大患（）　
时间进入了五月，整个大明朝的天下依然纷乱如麻，西北的干旱与动乱依旧没有任何消减和缓解的迹象，而西南的奢安之乱，也仍然处在勠力平定的僵持阶段。

　　　　东南稍好了一点，浙江的屠阿丑之乱平定之后，蔡懋德带着凌濛初以及张存仁麾下的部分兵马，依然奔波在浙西山区，准备把各个山头之上的大小毛贼全数剿灭。

　　　　屠阿丑改名为屠永忠，成为凌濛初麾下乡兵的一名指挥，跟着蔡懋德和凌濛初奔波在各个浙西山头剿匪前线。

　　　　而郑芝龙也带着麾下的水师船队主力两万多人，也已经进驻到了东番岛上的笨港大本营。

　　　　郑芝龙在笨港登陆之后，很快兵分两路，一路偏师由郑彩、何斌等人率领，兵进淡水，防备东番岛北部鸡笼港附近圣萨尔瓦多城特别是圣多明戈堡的西班牙人。

　　　　另一路，郑芝龙亲领主力南下东番卫萧垅千户所，募民增筑城池，防范占领了东番岛南部的荷兰红毛鬼子。

　　　　随着归附朝廷的时间已满一年，如今的郑芝龙也已经不再避讳在给朝廷的奏报之中谈及东番岛上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了。

　　　　这些之前被其当作隐忧避而不谈的情况，如今已经也成为了他向朝廷争取火枪火炮等军备物资的理由，开始时不时地被他当作对于大明东南沿海的威胁，而上书朝廷公开渲染了。

　　　　不过对于郑芝龙以及帮着郑芝龙上书大谈特谈海上威胁的蔡善继、洪云蒸等闽粤官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是持支持态度的，乐见他们在朝廷上下渲染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对大明东南的海上威胁。

　　　　因为，泰西诸国对东南沿海的海上威胁，虽然目前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总有一天，大明的官军水师要与这些西洋红毛夷在海上一较长短，与其到时候辛苦动员，不如现在就开始让朝臣们惊醒起来，为将来大兴水师提前造好朝野之间的舆论氛围。

　　　　东南沿海虽然也是一片纷乱，但与西北、西南相比却没有那么急迫，即便是与辽东以及东江镇面临的形势相比，也要好上不少。

　　　　至少目前来看，东南沿海的外部纷扰，暂时都可以推给利益攸关的郑氏集团去应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在崇祯皇帝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精力、财力和兵力投放到东南的海防事务之上。

　　　　历史上崇祯二年的十月，后金天聪汗黄台吉就会率领十几万军队绕道蒙古，从蓟镇破边而入了。

　　　　如今已经进入了五月，崇祯皇帝必须把北京朝廷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北部边防之上。

　　　　虽然现在的东江镇，比历史上的东江镇要强大的多了，不仅兵力比原本雄厚，装备比原本精良，而且粮草弹药的补给也比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要充足得多，但是就算是如此，崇祯皇帝也不敢断定，建虏还会不会因此就放弃绕道南下进攻大明京师。

　　　　历史上，建虏后金国绕道蒙古南下进攻大明的背景，不光是毛文龙死了以后，东江镇威胁的消除，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后金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

　　　　刘兴祚兄弟叛逃之后，后金国的女真贵族们对待治下的汉人态度恶化，大量汉人包衣农奴从后金的境内逃往朝鲜，逃往登莱，使得后金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粮食大量减产，商贸百工凋敝，之前主要依靠渔猎为生的女真人，虽然也懂耕种，但是相比起来，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更喜欢的做法是抢掠。

　　　　因此可以说，经济上的困难，是黄台吉在崇祯二年十月，也就是天聪三年十月带领后金军队大举南下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个因素，到了这一时空之中的这个时候，并没有消除，甚至可以说，如今后金国内的经济困难不仅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随着攻打东江镇的失败，刘氏兄弟的叛离，以及朝鲜的重归大明，还进一步地加剧和恶化了。

　　　　如果春天以来，后金国军队没有从他们的北方野人女真等各个未归附的部族那里，抢掠到足够的人口和财富，那么南下抢掠大明，仍然会是他们的一个必然选择。

　　　　与历史上相比，如今东江镇变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也变了，但是建虏国内的经济困难没有变，这个没有改变的东西，却又正是影响建虏南下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即使东江镇对建虏后金国后路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是建虏依然有可能在秋冬季节女真和蒙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间段里，率众南下抢掠大明。

　　　　这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崇祯皇帝综合了各种情报之后，对东北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后金国的北方，生活着大量的野人女真部落，以及布里亚特人、赫哲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雅库特人等等或者游牧或渔猎的部落。

　　　　这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北方部落，有的出身于蒙古人种，有的出身于通古斯种，虽然地域广大、部落众多，但却是一个比一个更穷困，建虏征服这些部落之后，除了能从其中获得大量骁勇善战的成年男子之外，得不到多少他们所需要的其他财富，比如食盐、茶叶、粮食、布匹等东西。

　　　　而且他们从这些北方部落所能掠夺而来的财物，比如毛皮、东珠、鹿茸等等，也需要想进办法卖到大明来，所以南下进攻大明，对后金国的生存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就是后金进一步稳定东蒙古诸部的现实需要。

　　　　历史上，黄台吉就有这样的考虑，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下，他肯定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应该更加迫切才对。

　　　　毕竟这一时空之中的东蒙古诸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全都归附了后金，至少喀喇沁诸部、库伦部以及多伦部，现在转投大明了。

　　　　除了科尔沁诸部之外，东蒙古草原上之前归附后金的蒙古部落，要么已经在去年的战争中被消灭了，要么就是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进而产生了离心的倾向。

　　　　而后金军队绕道蒙古，进攻大明，既能够以强大的军威震慑目前还不是那么死心塌地追随的蒙古诸部，又能够带领着东蒙古诸部的军队，一起南下，替去年战争中失败的部落复仇，将这些蒙古部落彻底捆在女真人对阵大明的战车上，从而防止这些部落学着如今喀喇沁诸部的样子，投靠大明朝。

　　　　这么多的好处摆在眼前，想来即便是后面面临着东江镇的威胁，黄台吉也会选择绕道蒙古南下大明。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崇祯皇帝就要继续为了防备建虏入寇而抓紧做好最后的准备，至于西北、西南、东南的乱局，只能放手让其他的大臣去应付了。

　　　　毕竟东北方向的建虏才是大明朝最阴险，也最可怕的敌人，这也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第三九四章　眼界见识（）　
西北的流贼当然也是大明朝的心腹大患，不过对崇祯皇帝来说，他担心不是流贼的上山，而是流贼的流窜。

　　　　如今陕西的流贼进入了山西，而且还进了吕梁山，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对大明朝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威胁和破坏，却也是降到了最低。

　　　　上了山的流贼，只能算是山贼。

　　　　吕梁山方圆广大，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朝廷的官军虽然轻易攻不进去，但是进了山的流贼如今却也轻易没法出来。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却也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毕竟如今这个大明朝依旧四处跑风漏气，需要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崇祯皇帝在心中定下了当前朝廷在战略上的优先方向之后，很快就命令军机大臣孙承宗代表皇帝本人，再一次出京去巡视蓟镇边备情况，包括编制员额是否满编，军械物资是否充足，军卒粮饷是否如数发放，城池防务是否完备，边镇将领是否得力等等方面。

　　　　特别是这一次，崇祯皇帝还让孙承宗在巡视了蓟镇边备之后，前往塞北查勘热河堡、八里罕、营后屯、三座塔等塞北战略要地的防务情况，并且授权他携带着大量的钱粮物资，去会见归附大明的那几个塞北蒙古部落的首领。

　　　　五月初六日，端午节刚过，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之中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孙承宗，以及随同孙承宗一同前往的兵部、理藩院、锦衣卫、东厂等衙门的人员，向他们交待各类注意事项之后，亲自将孙承宗等人送到了午门之前。

　　　　崇祯皇帝原本想要亲自去巡视一遍京师北部的蓟镇边备，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亲自去巡视一遍蓟镇东面的山海镇和西边的宣府镇，然而这个想法刚一提出，首先就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继而又遭到了军机处的反对，然后是内阁阁臣和得知这一情况部院大臣的反对。

　　　　所以，这个想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很快被围绕在身边的所有人给否决掉了。

　　　　包括在宫内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天启帝遗孀懿安皇后，以及自己的中宫之主皇后周氏，都是他再一次出巡边关的反对者。

　　　　在她们眼中，出巡京畿之地比如通州、昌平，乃至居庸关，都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面还有长城一线宣府、蓟镇、山海关的驻军，即使突然之间有了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威胁，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关内，皇帝有充裕的时间回到京师城中。

　　　　而一旦皇帝去了长城一线，甚至还有可能要前出到关外去，去巡视那些孤零零地矗立在塞北草原上面的堡垒，也就等于失去了长城关山要塞的保护，安全上也就没有了保证。

　　　　她们的担心，以及一些朝臣的担心，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看来有些可笑，但是最后想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此时的出行，改由孙承宗带着人马替自己前去。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眼里，长城以北都是苦寒蛮荒之地，是各种野蛮民族游牧和出没的地方，皇帝去那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后世的冀北、东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工农业发达的地方，虽然冬季严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还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这些地区的环境，还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坏，也没有伐木业、工矿业的过度开发，单论自然环境的话，肯定是要比关内的许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这些连年大旱的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后宫之中，也只有兰妃海兰珠一个人会认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里，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对她们说起这些地方的风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她们也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的，还有许多没有到过关外的朝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