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 第442部分

　　　　紧接着，这一支疲惫已极的建虏和蒙古铁骑残部，眼看着库库和屯就在眼前，终于再次奋起余勇，呼啸南下，在何洛会的向导之下，接连冲破了库库和屯外围的数座明军营地，冲进入了库库和屯城中，算是得救了。

　　　　至于库库和屯城外围城的明军，大营一片接着一片，却多数都是空营。

　　　　这个被李邦华那俩吓唬库库和屯城中守军的计策，也因为豪格等人的意外冲阵而城中的黄台吉等人识破了。

　　　　李邦华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无奈。

　　　　且说，十一月三十日的中午，李邦华在杀胡口内简单休整了一番，补充了一些粮草之后，就在孙传庭、丁启睿、贺时雨、王国梁等人的建议之下，率领麾下主力大军出了杀胡口，直奔库库和屯而来。

　　　　他们这些人到达杀胡口的时候，杀胡口内尸横遍地，建虏和蒙古兵早就不知去向了。

　　　　不过之前王国梁、贺时雨等人从范永斗那一帮人的嘴里也已经拷问出了不少有用的消息。

　　　　不管是知道了莽古尔泰屠了杀胡口内的山西商会商兵伙计，而且也知道了黄台吉率领残部逃出关外，此刻就在距离杀胡口已经不远的归化城中。

　　　　李邦华虽然心思慎重，担心麾下人马杂乱且山西镇步卒过多，骑兵较少，在塞北开阔的草原地带不是建虏和蒙古骑兵的敌手，但是也不愿意放弃就在眼前的良机。

　　　　若是能够在库库和屯城下一战而定漠南，且不说封侯不是问题，就是大明北边两百年来时时刻刻都在的威胁，也会从此烟消云散。

　　　　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报效天子、青史留名的文臣来说，都经不起这样的诱惑。

　　　　就这样，十一月三十日的中午，大明朝廷的阁老兼军机大臣之一李邦华，留下丁启睿及其所部大同镇卫所人马守卫杀胡口，然后率领着延绥镇孙传庭、贺时雨部的四千余骑骑兵、山西镇王国梁部的八千多步卒，以及额尔克楚虎尔的两千多骑蒙古骑兵，在杀胡口外再一次誓师北上。

　　　　在平虏卫卫城之中俘虏的多达八千六百多人的青壮男子，也一个不落地被征做随军民夫，编为了一个辎重匠作营，跟着大军押运粮草辎重，运送火炮弹药，同时也帮着大军安营扎寨，照管骡马牲畜。

　　　　十二月初二日的上午，孙传庭、贺时雨所部四千余骑兵，冒着风雪率先抵达库库和屯城下。

　　　　若是搁在往日，明军这样大大咧咧地北上建虏盘踞的城池，一定会立刻遭到建虏的出城攻击。

　　　　但是这一次，城中建虏和蒙古军队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人一马出城邀战。

　　　　黄台吉已经决定放弃库库和屯了，自然没有必要再在这个节骨眼上与明军骑兵打什么硬仗。

　　　　而也有一战之力的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得知辽东腹地的消息之后，归心似箭，若不是黄台吉等人坚决不同意，执意要等豪格和阿巴泰前来会合，他当时就要率军离开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也不愿意出城来战。

　　　　就这样，到了十二月初二日的傍晚，李邦华率领着麾下的主力即步兵大队，跟着孙传庭的脚步，来到了库库和屯的城外。

　　　　大军抵达城下，即安营扎寨，架设炮阵。

　　　　根据李邦华、孙传庭等人的计划，原本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对库库和屯发起猛攻的。

　　　　毕竟冬季严寒，人马屯驻野外，实在不利久战。

　　　　但是这个计划刚刚敲定下来，就在当天夜里，却被丁启睿紧急派人送来的消息和信件所中断了。

　　　　次日凌晨，经过了短暂休整补充之后的孙传庭、贺时雨，率领着麾下的四千余延绥镇骑兵，在夜幕和风雪之中迅速离去。

　　　　而留在的库库和屯城外的李邦华，与库库和屯城中的黄台吉一样，何去何从，成了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第七零五章　西北又乱（）　
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传庭、贺时雨撤回了各路围剿流贼的马步军，并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精锐边军骑兵离开了静乐城和宁武关一带，北上作战之后，一直隐匿在静乐城与宁武关一线西面群山之中的贼头们，终于盼来了他们苦等已久的良机。

　　　　就在延绥镇骑兵人马北出宁武关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这些在岢岚山中困顿已极，已经快要活不下去的贼头们，突然从群山之中窜出，分作了三股，沿着冰冻的河谷，快速率部西奔。

　　　　十一月二十七日，来自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和镇西营副总兵李卑的紧急军报，被一队疾驰而来的快马，送进了居庸关中，送来的正是这个流贼出山逃窜的消息。

　　　　不过，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多么慌张。

　　　　因为他知道只要吕梁山北段芦芽山、岢岚山中的流贼一天没有完全根除，这个日子就早晚都要到来。

　　　　因为李邦华、孙传庭和王国梁等人所率领的大军，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建虏及其蒙古仆从军，在大同镇的辖地之内大肆掠夺之后再让他们安然返回。

　　　　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了。

　　　　所以，当他接到这个隐隐约约一直都在担忧着的消息之后，并没有如同身边众臣那样扼腕叹息或者惊慌失措。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历史上，北面的建虏与西北的流贼一呼一应，共同搞垮了大明朝。

　　　　每到大明朝廷抽调了辽东以及九边的强军悍卒南下剿匪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建虏铁骑，就会适时地在辽东或者大同、宣府等地发动进攻。

　　　　而且每当大明官军在剿贼的战场上取得了优势，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建虏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大举入侵，通过破边而入调动大明朝的军队将重心转移，从而每每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流贼，再一次逃出生天。

　　　　这一切，或许真的是巧合，然而更加可能的则是建虏的有意为之。

　　　　西北流贼的那些头头脑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视野，但是建虏的高层，特别是在一大堆汉奸文人辅佐下的黄台吉，却有着这样的谋略。

　　　　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在镇压流贼与抵御建虏的问题上，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虏后金国的高层牵着鼻子走，也使得大明朝仅有的几支可以称得上强军的军队，不得不在抵御建虏和镇压流贼之间两面作战，疲于奔命。

　　　　到最后，不仅流贼没有根除，而建虏也没有打败，倒是这几支强军，在一次又一次的两面作战、疲于奔命之中，被折腾得散了架，最终全部消失在剿灭流贼或者抵御建虏的战场之上。

　　　　曹文诏麾下的辽东军如此，孙传庭麾下的秦军也是如此，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还是如此。

　　　　所以自从穿越以来，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在极力地避免两线作战，至少在大明的北方，要坚决避免两线作战。

　　　　也因此才有了在剿灭流贼的时候，对建虏后金国的各种忍让、纵容。

　　　　也因此才有了在备战建虏后金国的同时，暂时叫停了对吕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贼的全力围剿。

　　　　包括这一次，在反击建虏的关键时期，他也不想因为芦芽山中那些流贼的出山西逃，而叫停李邦华、孙传庭等人的大军出击。

　　　　对于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来说，面子问题固然重要，却重不过汉人的江山。

　　　　只要这些流贼往西逃，不管为首的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马守应、张献忠，他都不是很在乎。

　　　　因为在这个时代，贫瘠的西北之地，是成不了大事的。

　　　　特别是如今的陕北一卫一州一府，一卫即榆林卫，一州即绥德州，一府即延安府，这三个地方人口本来也没有多少，经过了天启七年以来持续数年的饥荒、战争、疾疫和屠杀，总体人口大为减少，十成已经去了七成。

　　　　再加上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垦，袁崇焕在宁夏黄河东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垦，陕北这三个州府的流民人口，已经所剩无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这些人再能折腾，没有了大量的饥民流民，他们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

　　　　所以这一次，收到了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抚张晓等人转递的紧急军情，崇祯皇帝依然选择以反击建虏为重，并没有立刻派人传旨大军已经出击边外的大军南下，去追击窜回陕北的流贼。

　　　　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时候，又有一封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被坐镇西安筹建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内臣高时明和镇抚使胡一魁联名，送进了居庸关的行在。

　　　　这一下子，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因为被高时明、胡一魁联名呈递行在的紧急奏报，向崇祯皇帝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三边总督袁崇焕在河州以尚方剑杀洮岷副总兵赵大胤、河州卫指挥使马万寿，赵大胤与马万寿部将马进忠、马光玉、丁国栋、米喇印等，各率所部发动兵变，定虏总兵官杨麒遇袭身亡，袁崇焕仅率数十骑得脱，奔回兰州，河州、临洮、定西、固原、洮州、岷州一片大乱！”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崇祯皇帝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固原兵变也好，临洮兵变也好，在明末的历史上的确都曾经发生过。

　　　　不过历史上这些地方之所以发生兵变，是因为固原镇和临洮镇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穷困，而且朝廷的欠饷也实在是太多，与此同时，朝廷又频繁征调这两镇的兵马前往辽东与建虏作战。

　　　　正是机缘巧合地综合了上述各种因素，这才激起了临洮镇和固原镇的兵变。

　　　　但是现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考虑到固原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兵变事件，已经将固原镇移驻到了花马池，允许他们在花马池一带随便开荒屯垦，并且给了袁崇焕与鄂尔多斯诸部以及青海、甘南藏区各部茶马互市、盐茶贸易的权力，现在他们不缺钱。

　　　　同样也是考虑到临洮镇的情况，此前崇祯皇帝将临洮镇移防到了汉中。

　　　　一方解决了他们的驻地过于贫瘠家属无以为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陕南防御空虚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自打朝廷的财政稍稍好转以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可是从来也不敢短缺这些边镇士卒的饷银。

　　　　所以这一次，初见高时明和胡一魁的奏报，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随后仔细再看，他却隐隐约约地将其中的各种来龙去脉，联系到了一起。

　　　　到最后，总算恍然大悟，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兵变事件，这分明是一场回回暴乱！

　　　　且不说赵大胤、马光玉、马进忠、米喇印、丁国栋等等这些人的回回身份，就是他们发动兵变的口号“打杀红毛、驱逐夷教”本身，都不是一般闹饷兵变的样子啊！

　　　　有了这个判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对待了。

　　　　而且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对于塞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也没有办法做到随时掌握，特别是对于李邦华、孙传庭这一支延绥镇和山西镇军队的进展并不了解。

　　　　所以，当他在居庸关中先是接到晋北山中的流贼再次窜回陕北，紧接着又接到高时明、胡一魁来自西安的关于河州、临洮、固原等地的兵变及民乱消息之后，当机立断，派出了数路人马前去传达旨意。

　　　　一个是，命令孙传庭带领延绥镇骑兵迅速回师陕北榆林剿灭流贼。

　　　　对于这股流贼，能在陕北剿灭当然最好，不能在陕北剿灭，则往西驱赶，总之不能让他们再窜回山西。

　　　　第二个，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整顿麾下人马，尽快平定由他处理不当引发的洮岷兵变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乱。

　　　　第三个，命令洪承畴统一指挥麾下的陕军与移防汉中的临洮镇人马，既要严防窜回陕北的流贼南下，更要堵住洮岷兵变的军队东来的道路。

　　　　就这样，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迅速作出了决定的崇祯皇帝，派出了三路传旨的使者，带着自己的旨意离开了居庸关快马西去。

　　　　其中一路，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赶到了杀胡口，然后被丁启睿麾下的小将麻振扬的护送下，快马加鞭地紧急赶往库库和屯城下。

　　　　当天夜里，崇祯皇帝关于调动延绥镇骑兵快速回师榆林、绥德的旨意，传到了李邦华和孙传庭的军前。

　　　　如果只是流贼窜回陕北这一件事情，那么李邦华和孙传庭这样的人物，是不会为了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