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朝鲜的大明士子，同样可以在朝鲜就地参加乡试，所考取的举人功名在大明朝一视同仁。
其中得中进士者，既可以在大明朝的各地做官，也可以回到朝鲜国内为官。
而居住琉球的士人，不论琉球土人还是大明的侨民，经过大明朝驻琉球的使节举荐之后，皆可以以秀才的身份，参加浙江的乡试。
其中乡试中举者，则可以在次年的春闱之中，以浙江举子的身份，参加大明朝的会试，列入南榜录取。
此外，缅甸的士人，不论是缅族、掸族、孟族，或者是客居缅甸或者缅中的士人，皆可以参加云南行省的院试（录取者为秀才即生员）、乡试（录取者即为举人），乡试中举之后，同样以云南举子的身份授官，或者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莫氏统治下的安南北朝，则可以以如今辖内的高平省自行举行院试，可以自行录取秀才，然后参加广西的乡试。
与此同时，经过闽浙总督府连续两年的呈请，这一次，东番岛上的读书人们，也被纳入到了福建的乡试之中。
至于东番岛上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生员的考试，则由福建的提学副使每三年亲赴东番单独考试录取。
这些偏远边地的读书人，虽然被纳入到了大明朝的科举体系之中，但是对大明原来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读书人最多的浙江等地，原本考试了多年可能连个秀才生员的功名都考取不了的读书人，这下子可以通过移居到琉球或者是东番岛上，来降低闽浙或者南直隶地区读书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了。
大明朝原有的两京十三省对会试考生籍贯的问题追查极重，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明朝时候层出不穷的科举移民问题。
如今礼部在两京十三省对于考生籍贯的要求一如既往，但是对于边地新设的行省以及朝鲜、琉球这样的属国，却完全放开了限制。
目的很简单，就是鼓励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移民到那些地区去。
这样一种对于科举制度的安排，短时期内可能还看不到效果，但是三年之后或者六年之后，就肯定会有效果出来。
大明朝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热衷，是后世之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样的安排，会诱导着那些在大明内地州府屡考不中的读书人，自发地移民前往朝廷新辟的边地行省或者地区，这一点，可比崇祯皇帝再发布多少次招垦令，都更加有用。
当然，这一次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上，崇祯皇帝除了将崇祯四年三月下旬的春闱有关事项昭告天下，用科举制度笼络四海之内的读书人意外，同样也少不了再次拿出数百万银圆的真金白银，犒赏京畿与九边将士。
其中包括值守紫禁城的亲军三卫八千人，值守皇城的神机营一万两千人，以及值守京畿之地的六万近卫军将士，还有那四十万九边将士。
在一年多前，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的宣大地区经过了几番大战的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各自都损失了数千士卒。
其中第一镇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损失的较少，总计两千余人。
第二镇在紫荆关上损失了不少，出了紫荆关后，又在桑干河畔遭遇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大军围攻，损失较大，几乎损失了接近一半，最后统计下来超过了六千之数。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编练的第一支、第二支新军，从来都是当作自己核心的力量之一来看待。
因此，在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近卫军第一镇与第二镇，于崇祯三年里，相继撤回到了各自的驻地休整补充。
一方面崇祯皇帝需要他们驻扎在京师的南北，发挥稳定京畿与震慑朝堂的作用，为崇祯三年的一系列改革做后盾。
另一方面，也是这两镇近卫军的损失需要尽快地得到补充。
而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出身的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以及近卫军第二镇都统制使出身的后备军都督府左都督王辅，也都在新官上任之后，立刻将涿州新军训练大营里训练出来的新兵，优先补充给了近卫军第一镇和第二镇。
类似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崇祯皇帝明发旨意来指点，马世龙与王辅这两个人自己就会下大力去做了。
到了崇祯三年的十月，驻守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特别是损失较大的驻守保定的近卫军第二镇，再一次实现了齐装满员，重新达到了《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的要求，即，将校士卒满编一万五千员。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与建虏的那场激战，以及各自在战争中的损失，让马世龙和王辅对于近卫军这种冷热兵器混编的新军队伍，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原本就是由马世龙主持编撰的《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在他出任了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之后，第一时间内就报请崇祯皇帝，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
其中各标、各营、各队、各哨之中士卒该有多少，战马与驮马该有几匹，火枪该有多少杆，火炮该有多少门，辎重大车该有多少辆，将校官佐该有多少员、参谋训导又该配几个，全部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历经三年的作战，经受住了检验，也得到了近卫军诸镇将领们的信任。
因此，在新修订的近卫军编制条例之中，轻装火枪手大幅度增加，身披铁甲行动迟缓的刀盾手大幅度减少，而野外防御骑兵冲击的长枪手，则基本保持地位不变。
至于近卫军原有编制中成建制存在的弓箭手，则被彻底淘汰，他们原有的建制被训练整编为了一个全新的兵种——掷弹兵。
第九五五章 平淡无奇（）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充分相信，只要新式的火器能够在战争中表现优异，发挥出它们本该有的作用，那么大明朝的这些将校武官们，绝对不会墨守成规，固守过去长枪巨盾弓箭骑射之类的战术战法。更新最快
因为大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奠定在汉人军队的火器相对于蒙古人的骑射所具有的优势之上的。
火器，在明军之中本来就是传统的武器装备之一。
只是因为明朝后期火器制造的监管不严，不仅造价高昂，而且质量低劣，在面对建虏骑兵的时候，发挥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使得许多边军将领们不敢在野战之中依赖火器。
但是崇祯元年以来武备院的火器产品，尤其是以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崇祯一式后装滑膛子母炮为标志的新式火器的推出，却让近卫军和九边各镇的将帅们，改变了对火器的看法。
过去在九边将领们眼中如同鸡肋一般的火枪，如今则成为了九边各镇将领们竞相抢着装备的致胜利器。
包括武备院出品的霹雳弹、猛火油弹，也就是崇祯皇帝为之命名为手榴弹和燃烧弹的这两款火器，也成为了九边各镇将帅竞相请求边卫军都督府给予装备的紧俏之物。
只不过，如今崇祯皇帝建军的重点，一直都放在近卫军都督府和海军都督府之上。
而且，这些新式火器的生产制造能力和产量，也一直提升不上去。
所以，到了崇祯三年的年底，九边各镇的军队中，除了特别受到崇祯皇帝关注的少量营头，得到了武备院出品的火器装备之外，大量的边军队伍，仍然是过去以冷兵器和老旧火器搭配的军械装备。
那么武备院一年将近两万杆新式火枪的产量，都去了哪里？
其中最优先的，当然是皇家的御营神机营和亲军三卫。
除此之外，排在第二优先地位的，就是如今的四镇近卫军了。
在九边各镇的将帅得到崇祯皇帝的充分信任之前，尤其是崇祯皇帝下令仿制督造的第二代新式火枪，也即直线式线膛枪，还没有大批量装备神机营、亲军三卫和近卫军之前，九边各镇的军队是不可能大批量换装新式火器的。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从来没有明白说出来过。
不过自从武备院建立以来，武备院所出品的所有军械弹药和武器装备的调拨与分配，一直都是控制在军机处的手中，并由崇祯皇帝自己亲自做出决定。
所以对于崇祯皇帝的心意，不管是直接掌管武备院的孙元化，还是如今的兵部尚书南居益，以及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大员们，都是心知肚明。
然而，对于九边各镇的军饷与年节前后的犒赏，崇祯皇帝却从来也不曾短缺过。
这一次也是一样，九边各镇一共四十万兵员的饷额，占了崇祯四年正旦犒赏的绝大部分。
崇祯皇帝虽然有心提高赏赐的分量，但是鉴于九边各镇有着如此众多或真或假的兵员，犹豫来去，还是接受了兵部尚书南居益的建议，继续按照过去每个兵员十块银圆的标准进行犒赏。
九边各镇与神机营、亲军三卫以及近卫军一个标准，自然也不担心他们觉得不公平。
即便是如此，就这么一下子，皇帝的内务府和朝廷的户部，也依然需要拿出四百八十万崇祯银圆出去。
若不是这几年朝廷厉行开海通商，户部南北榷政使司的关税收入逐年增加，而内务府也通过一些垄断贸易使得财源广进，那么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银圆进行犒赏，注定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
好在如今的形势与以往有所不同了。
不仅有了经世银行在逐渐吸纳民间的存银，而且崇祯三年以来，每一枚崇祯银圆的含银比重，也从最开始的八成，逐步调整，下降到了现在的七成五。
当然了，这其中的细微变化，却是只有崇祯皇帝和户部尚书毕自严等寥寥数人才掌握的绝密。
包括如今的几个内阁大臣，也并非全都了解实情。
这也意味着，轧制之后流通出去的一千万枚当一两的崇祯银圆，其中所需的纯银，只有柒佰伍拾万两。
比起原来实打实地支出一千万两，朝廷的户部与皇帝的内务府则可以节省下来纯银二百五十万两。
这就是当初崇祯皇帝执意要铸银圆，顶替户部金华银和库平银流通的目的所在。
包括皇明经世银行之设，也为朝廷在大明各地的白银储存、转运和支出，节省了不知道多少原本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的火耗。
如果当初崇祯皇帝没有这么做，那么如今朝廷的财政状况怕是早就如同历史上那样陷入崩溃了。
因为崇祯皇帝依靠抄家抄来的白银即便再多，也扛不住九边的军饷和宗室的俸禄经年累月的巨额支出啊！
说起来，崇祯四年的紫禁城皇极殿大朝会，并没有什么轰动性的大政方针公布。
除了扩大和调整了科举取士覆盖的行政区域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平淡无奇。
因此，等到大朝会一结束，崇祯皇帝也就轻松了下来，安安心心地陪着后宫的后妃们一起过年了。
而内阁、礼部的大臣们，除了轮流入宫当值的以外，也都闭衙封印休息了。
当然，理藩院的大臣和官员们，因为要接待和安排来自属国和外藩蒙古部落以及番邦的使节在京师的生活，所以不得休息。
到了正月初六，这些理藩院的大臣和官员们，院使恭顺侯吴惟英、左右副使姜曰广、多尔济达尔罕等人，更是奉旨陪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圣洛伦佐总督府的使者韦特、葡萄牙缅甸沙廉总督府的使者柯恩，以及来自缅甸东吁王朝的使节德钦帕耶、再次从对马藩前来朝贺的老和尚规伯玄方等等属国和外藩的使节们，前往通州潞河湾的近卫军大营，观看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亲自主持的近卫军第一镇开训大典礼。
对于朝鲜、琉球、安南北朝莫氏以及来自塞外蒙古外藩部落的所谓正使们来说，如今大明朝的实力，特别是皇明近卫军的情况，他们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比如，崇祯三年正旦朝贺之后被强制留下入读国子监的朝鲜国王弟绫原大君李、琉球国如今的二王子尚义、安南北朝莫氏的世子莫敬完，在大明朝的京师待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背后的弹丸小国，在大明朝的面前不值一提。
至于喀喇沁部、库伦部、多伦部那些形同质子一样的年轻继承人们，更是早就明白自己的父辈当初的抉择是多么的明智了。
陈格尔巴图等人，在大明京师生活得久了之后，不仅京腔京调说得一个比一个溜，而且也习惯了在大明京师吃穿住行上的各种奢华与便利。
若是此时让他们回到塞北草原上去，恐怕这些人都已经不太习惯和适应了。
而陈格尔巴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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