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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幸期间的风尚，确实是配得上如此之深刻腐化了的一种制度的。
这个制度的进步就是：僧侣们时而发明出古代的奇迹，时而炮制出新的奇迹，他们以神话和灵验来培育人民的愚昧元知，他们欺骗人民为的是败坏人民；教会的博士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想象力来丰富他们对某些新的荒诞不经说法的信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他们从前人那里所接受过来的种种荒诞不经；教士们强迫诸候们把那些敢于怀疑他们任何一项教条或揭穿他们的欺骗或愤恨他们的罪行的人以及那些片刻抛弃了盲目服从的人统统烧死；最后甚至还有那些神学家本身，——当他们竞允许自己梦想到与教会的最有威信的领袖们不同的时候。……在那个时代，这就是欧洲西部的风尚所能向人类史表贡献的惟一特征。
在统一于一个惟一的专制君主之下的东方，我们看到衰落是更为缓慢地随着帝国的式微而来到的；每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都在某种程度上胜过前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同时财富减少了，边境在朝着都城收缩，革命更加频繁了，而暴政也就更加卑怯而且更加残酷。
在追溯这种帝国的历史，在阅读每个时代所写的书籍时，这种符合一致都会跃入最缺乏训练和最粗心大意的眼帘之中。
在东方，人们首先是投身于神学的争论；它们在历史上占有更大的一个部分，并首先是影响到政治事件；这里的梦呓显示出一种为羡嫉的西方尚未能达到的精致程度。这里的宗教不宽容是同样压迫性的，但不那么凶暴。
然而福蒂乌斯的著作却说明，对理性研究的兴趣井没有完全熄灭。有些皇帝、诸侯、乃至公主，其荣誉绝不仅限于以神学争论夺人耳目，而是降尊纡贵地去培植文艺。
罗马的立法只是慢慢地在改变，那是由于贪婪和暴政在强迫皇帝或者是迷信抓住了他们的弱点而掺入了坏法律的结果。希腊语丧失了它那纯洁性和它的特色；然而它仍然保存着它的丰满、它的形式和它的语法；君士但丁堡的居民也还能阅读荷马和索福克里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安第米乌斯阐明了阿基米德反光镜的构造，普罗克鲁斯就用它来成功地防卫了都城。当帝国灭亡时，君士但丁堡还保留有一些人，他们逃亡到意大利，他们的学问是有助于意大利的知识的进步的。所以在这同一个时代，东方还没有达到野蛮的最终一步；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现出复兴的希望。东方成了野蛮人的俘虏；那些微弱的余烬消失了；希腊古代的天才仍然有待于一个解放者。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非洲的边缘却有一个民族，他们由于自己的位置和他们的勇气，得以逃脱了波斯人的、亚历山大的和罗马人的征服。这些为数众多的部落，有些是靠农业为生的，另有些则保留着游牧生活；他们都从事商业，有的还从事抢劫。由同一个来源、由同一种语言并由某些宗教习惯结合在一起，他们便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然而其间并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把各个不同的部分联合起来。突然之间，他们里面崛起了一个富有炽热的激情和深远的谋略的人，他天生具有诗人的才能和战士的才能。他设计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要把阿拉伯各部落结合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并且他有勇气执行这个规划。为了给一个至今从未曾驯服过的民族推出一个领袖，他就由在古代宗教崇拜的残余之上建立起一种更纯洁的宗教而开始。立法家、先知、祭司长、法官、统帅，——所有这些征服人的方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懂得巧妙地而又威严地运用它们。
他讲过一大堆据他说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可是他打了胜仗。他的光阴都分配给了祈祷和爱的欢乐。在享有二十年的无限权力之后——这是史无前例的——他宣布，如果他曾犯下过什么不公正，他准备进行赔偿。所有的人都沉默，惟独有一个妇女敢于要求一小笔钱。他死去了，而他所传染给他的人民的那种激情，却是要改变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面貌的。
阿拉伯人的风尚具有一种崇高和温和；他们爱好并且培养诗歌；并且当他们统治了亚洲最美好的地区之后，当时间已经平息了宗教狂热的激荡之后，对文艺和科学的爱好就掺入到他们对传播信仰的热诚里面来并缓解了他们征服的热望。
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我们都是由于他们才普及了代数学的应用，而在希腊人那是只限于某一类的问题的。如果说对点金术和长生液的那种虚幻无稽的研究玷污了他们化学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却是直迄当时为止一直是和药物学或与工艺制作的研究混淆在一起的化学那门科学的复兴者、或者不如说是它的创立者。正是在他们那里，化学才第一次呈现为把物体分析成使人可以认识的元素，呈现为它们的结合的、以及这些结合所遵从的规律的理论。
在阿拉伯人那里科学是自由的，而阿拉伯人正是有负于这种自由才能够复活希腊天才们的某些火花；然而他们却屈服于一种被宗教所神圣化了的专制主义之下。因此，这种光明并没有闪灼多久，就让位给了最浓厚的黑暗；并且阿拉伯人的工作是会被人类丧失的，假如他们不曾有助于准备好那场更为持久的复兴的话，而那是西方将要贡献给我们的这份史表的。
［因而我们就第二次看到，天才被委之于已经启蒙了的民族；并且还是在暴政和迷信的面前，它又被迫销声匿迹了。天才诞生于希腊，依傍着自由，但它既不能阻止它的衰亡，也不能保卫理性反对已经被奴隶制所败坏了的那些民族的偏见。天才诞生于阿拉伯人中间，是在专制主义的怀抱里、并且几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摇篮里；但正如那个民族大度慷慨的性格一样，它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自然界要严惩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贱和愚昧——之一幕过眼烟云的例外而已。＇
［因而，这第二次的前例不应使我们畏惧将来；而仅只是告诫我们当代人绝不可忽视保全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假如我们想要变得自由或保持自由的话；并且绝不可忽视维护自己的自由，假如我们不想丧失知识为我们所取得的好处的话。＇
我要对阿拉伯人的业绩的历史，补充一下那个国家迅速兴起和倏忽衰落的历史。他们在君临了从大西洋边界到印度河畔之后，就被野蛮人驱逐出了大部分他们所征服的地区；而所保留下来其余部分则只是呈现为一个堕落的民族到了奴役。腐化和悲惨的极端地步的一付丑恶的形象。他们仍然占领着他们古代的祖国，在这里保存着她的风尚、她的精神。她的特性，并且力图重新获得并保卫她那古代的独立。
我要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它那教条是最简单的，它那实践是最少荒谬的，它那原则是最宽容的——是怎样地仿佛把他的帝国所囊括的全部广阔的大地都罚入了一种永恒的奴隶制、一种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中；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最荒谬的迷信之下。在最野蛮的不宽容中间，却闪耀着有科学和自由的天才。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一付同样的现象，尽管那种愚民政策的毒害的效果在那里，其致命的程度要小一些。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七个时代
科学在西方的复兴——从科学最初的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
有许多原因都有助于逐步地使人类精神恢复那种能量，它似乎曾被如此之可耻而又如此之沉重的枷锁永远压制下去了。
教士们的不宽容、他们之极力攫取政治权力、他们那丑恶的贪婪、他们风气的败坏（由于其伪善的面貌而格外令人反感），就会激起纯洁的灵魂、健全的精神和勇敢的性格起来反抗他们。对他们的教条、他们的准则、他们的行为与同样的那些福音书——福音书是他们的学说与他们的道德的最初基础，而且是他们不可能向人民全然蒙蔽起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感到震惊。
因而对教士们就掀起了各种强烈的反抗呼声。在法国南部，有些省分整个地联合了起来，要求采用一种更简单的学说、一种更纯洁的基督教，人在其中仅只服从神明，并按照自身的光明来判断什么东西才配得上圣书的神明启示。
狂热的大军在雄心勃勃的领袖们的领导之下，横扫了这些省分。接着教廷使节和教士们便指挥他们的屠夫杀戮那些从兵士手下漏网的人。他们建立了僧侣的法庭，下令把凡是被怀疑还在倾听自己理性的人都送上了火刑架。
然而，教士们却无法阻止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悄悄地进步。在这些精神敢于表现自己的国度里遭到镇压的时候，在不宽容的伪善不止一次地点燃了流血的战争的情况下，这些精神却秘密地在另外的国土上繁衍着和传播着。我们在所有的时代里都会发现它们，直到它们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而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欧洲的一部分从罗马教廷的羁轭之下解放出来的那个时辰。
［甚至于还曾存在有这样一个阶级，他们超出一切迷信之上，使自己满足于秘密地鄙视一切迷信，或者至多只是让自己对它们顺便流露出某些讥讽之情，却又小心翼翼地给它们蒙上一层可尊敬的面纱而使之显得格外刺眼。这种轻松愉快的格调，就为他们的放肆博得了恩准，它们小心谨慎地散布在为了娱乐大人物和文入学士们而写的作品之中的，但被人民所忽视，所以并未引起迫害者们的仇视。＇
［腓德烈第二被人怀疑是一个我们十八世纪的教士们一直称之为的Philosophe
（哲学家）。教皇在所有国家的面前指控他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宗教都当作是政治神话。人们认为《三个骗子》这部想象的故事是他的宰相比尔·维尼的作品。但是仅仅这个书名就宣告了有一种意见存在，——而那是考察这三种信仰的十分自然的结果。它们都由同一个根源所诞生，所以就只能是最古老的各民族对世界的普遍灵魂所进行的一种更为纯洁的宗教崇拜之腐化的结果。＇
［我们（法国）寓言故事（fabliaux）的结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其特点都是充满着那种思想自由的意向、那种鄙视偏见的意向和那种恶意而又秘密地要使之成为被嘲弄的题材的意向。＇
［因此，这个时代在那些对滥用最粗鄙的迷信的热诚改革者的身旁，就还出现了我们那些宁静的对一切迷信的鄙视者；而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这些拥护理性的权利的朦胧要求和抗议的历史，联系到亚历山大学派晚期的哲学家们的历史。＇
［在一个哲学上的改宗乃是十分危险的时代里，我们将考察究竟有没有形成过某些秘密会社，其目的在于延续、在于暗暗地而又没有危险地在某些信徒中间传播少数简单的真理，作为反对统治者的偏见的一付可靠防腐剂。〕
［我们将探讨，在这些秘密会社之中究竟应否列入那个有名的教派——教皇们和国王们曾经那么卑鄙地共同策划着反对它，并且那么野蛮地摧残了它。＇
教士们不能不读书，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用某些借口来掩饰自己对世俗权力的篡夺并使自己编造虚构事物的本领更为完善。而另一方面，国王们为了更加方便地支持那种以根据权威与先例为借口的战争，就借重于目的在于造就法学家的那些学校，国王们需要用法学家来反对教士。
在教士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在每个国家的教士团体与整个教会的领袖之间的争执中，那些具有更正直的精神、更诚恳和更高尚的性格的人，就在为着俗人的事业而反对教士的事业、为着民族的教土团体的事业而反对外国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们抨击那些滥用权力和篡夺权力，他们力图揭穿它们的根源。这种坚韧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奴隶式的怯懦而已；我们看到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证明简单的良知就会懂得的东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