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苏格兰却另有些哲学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们真实能力的发展的分析会得出来一种原则，它能够赋予我们行为的道德性以一种充分纯洁、充分坚固的基础；他们想象着能赋予人类灵魂以一种新的能力而与感觉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们所加给那上面的，只不过是他们证明了那种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没有它，他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将要写下这些见解的历史，并且我们将要表明，假如说这些见解曾妨碍了哲学的进程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观念更加迅速的传播却曾经是怎样地有利。
我们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学在受过哲学的教养、深化和完善化的人们中间的进步；下面有待于我们来看清楚它对一般见解的作用都是什么，以及当理性终于上升到认识了发现真理、识别真理的可靠方法时，理性又是怎样学会了保护它自己以免对权威的尊敬和想象力曾经如此之经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错误；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各个人的总体之中所曾经如此之悠久地伤害了和腐蚀了全人类的种种偏见。
人们终于有了可能，大声宣布那种长久以来都未能被人很好认识的权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见都服从于我们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说，要运用我们所被赋予的可以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来掌握真理。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骄做的心情领会到，自然界并没有绝对注定他必须相信别人的话；于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热的面前贬斥理性，就从社会中（也像从哲学中那样）消失了。
在欧洲，不久就形成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关心传播真理更有甚于发现和钻研真理；他们专心致志于探索隐避所、教土、学派、政府和古老的团体在各个角落里所积聚和包庇的种种偏见，他们把自己的光荣放在破除流俗的错误上，更有甚于放在开拓人类认识的疆界上；这是一种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的间接方式，它那危险并不更少，它那用处也并不更小。
在英国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鲁克，在法国有贝尔、丰特内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由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个学派，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他们逐一地运用了学术、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们采取了各种语调，运用了各种形式，从戏谑到悲怆、从编纂最博学的巨帙到小说或日常的小册子；他们布置下一张使人们的目力变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来遮蔽真理，而留给人们猜测真理的乐趣；他们巧妙地安抚偏见，以便更确凿地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几乎从不进行威胁，既不同时针对着许多人，也甚至并不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他们有时候宽慰理性的敌人，仿佛只不过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宽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当他们对宗教的荒谬开战时，他们就迁就专制主义，而当他们投身于反对暴政时，他们就迁就宗教崇拜；他们是从原则上攻击这两种祸患的，哪怕他们看起来仿佛只不过是要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或荒谬绝伦的滥用权力；他们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树的根本，但他们看来却好像是只限于要剪掉某些杂生的枝叶的样子；他们有时候教导自由之友说，迷信是以一块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护着专制主义的，所以是应该处死的首要牺牲品、是应该打碎的首要枷锁；有时候他们又相反地向专制君主们谴责迷信，说它们才是他们的权力的真正敌人，并以它们那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恐怖来恐吓专制君主们；但是他们从不休止地在要求作为人类的权利与解放的理性独立和写作自由；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他们在宗教中、政府中、风尚中和法律中追踪着一切带有压迫、残忍和野蛮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以自然界的名义告诫国王们、战士们、官吏们和教土们要尊重人血；他们还以一种激昂的严厉在谴责这些人在战斗中或在酷刑中滥用政策或冷酷无情；最后，他们采用了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
这便是这种新的哲学，它代表着公众对为数众多的、只是靠偏见而存在、只是靠错误而生活、只是靠盲从而有力量的那些阶级的仇恨；这种新哲学几乎到处都受到欢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许多国王、教土、显贵、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敌人。它的领袖们虽然暴露在敌意之前，却几乎总有办法逃脱报复；他们虽然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光荣而毫无损失，却也在躲避着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只手奖励他们，另一只手又犒赏他们的诽谤者；一方面禁止他们，而另一方面又为命运使得他们出生在它的国土上而感到荣耀；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见解而惩处他们，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怀疑没有分享他们的见解而感到羞辱。
这些见解于是很快地就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有些人是直认不讳的，另有些人则以一种多少是透明的虚伪在矫饰着，这要视他们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们还要屈从于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虚荣心这两种相反的利益。但是他们虚荣心的那种利益，却已经强而有力得足以使人们不再要以往时代的那种深刻的伪装，就可以满足于以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自己并且往往也这样对待别人。
我们将要追踪这种哲学在欧洲各个不同部分的进步，在那里政府的和教士们的异端裁判所并不能阻止几乎已成为普遍语言的法语迅速地在传播它。我们将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样巧妙的手法在运用人类的认识所能提供的一切动机来向理性挑衅的和运用一切论证来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点的；以及人们怎样甚至于会用怀疑主义来为盲从而服务的。
那种如此之简单的体系，就把对工商业的最确凿的鼓励置诸于无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脱了以那么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么大的代价并且往往是以那么多的野蛮手段所征收的那些捐税之毁灭性的灾难和屈辱性的羁轭，而代之以一种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几乎是无从察觉的捐献；这种理论把国家的真正富强与个人的福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联系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纽带把社会自然而然地会分成为的各个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以人类的博爱而令人感到那么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会再来打搅它那甜美的和谐；——这些原则以其慷慨大度并以其简单性和广泛性而引人入胜，它们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热心地加以传播。他们的成功，不像是哲学家们的成功那么迅猛而又普遍；他们所要打击的偏见并不那么粗糙，所要打击的错误也更加巧妙。他们在使人觉悟以前，必须先进行启蒙，在加以判断之前，必须先教给人以常识。
但是如果说他们只能做到使少数的追随者接受他们学说的整体，如果说人们对他们准则的普遍性、对他们原则的坚实性感到恐惧，如果说他们由于使用一种暧昧的和教条的语言而损害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善意，他们为了贸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过分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们以一种过于绝对和过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体系中某些他们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讨的部分；那么他们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种卑懦的、狡诈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与可鄙真相大自，那种政治把一个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它的邻国的贫困之上、建立在一种禁令重重的政权的狭隘视野之内、建立在一种暴政式的财政体制的繁复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丰富了的这些哲学的、政治学的和公共经济学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经广泛地为启蒙了的人士所采纳之后，就把它们有益的影响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印刷术已经在那么多的地方传布开来，它已经那样成倍地增多了书籍；人们学会了把它们那么美好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识、实际应用、乃至于财产；人们非常熟练地使它们投合各种趣味、各种各样的精神；它们提供了一种如此之简易、甚至于是如此之惬意的教育；它们向真理已经打开了那么多的门户，以致于再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于再没有一个阶级、一种行业是可以防止他们获得真理的。因此，尽管总是仍有很大数量的人沦于自愿的或被迫的愚昧无知状态，但是划分人类中间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启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间的那条界线，却几乎是全然泯灭了，在区分天才与愚蠢这两极的空间中填满了一连串不可察觉的级差。
于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普遍认识，这些权利乃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这一见解本身、一种强烈声明的愿望要拥护思想与写作自由、要拥护工业与商业自由、要拥护缓解人民的负担、要拥护废除针对宗教上持不同意见者的一切刑法、要拥护废除肉刑和野蛮的拷打，要求一种更温和的刑事立法、一种给予无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证的司法制度，一种更简单的、更符合理性的与自然的民法法典、不过问宗教（宗教最后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发明之列）；对宗教虚伪与狂热的敌视、对偏见的鄙视、对传播知识的热忱，——所有这些原则都一点一点地从哲学家的著作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在他们那里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教义问答和简单的读写而变成了公共事业；——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马基亚维里主义者也不是笨伯的人们的象征。在某些国度，这些原则形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公共舆论，足以使人民群众自身看起来都准备着要接受它的指导并且服从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说，那种对伤害了人类的一切灾祸有着一种温良的、主动的同情的情操，那种对公共体制之中、政府行动之中、私人行为之中在自然界的种种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东西感到恐惧的情操，——这种人道的情操乃是这些原则之一项自然而然的后果；它弥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论之中，而它那可庆幸的影响就已经表现在法律中、甚至于是在屈服于专制主义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体制之中。
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个人道的利益，不分国度、种族或教派，他们尽管思辨的见解不同，却形成了一支坚强联合一致的大军在反对一切的错误、在反对一切种类的暴政。他们被一种普遍慈爱心的情操所激发，在向不正义进行战争，即使那是在他们的本国之外而并不涉及他们；他们向不正义进行战斗，哪怕对其他民族负有罪责的就正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欧洲挺身而出，反对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亚洲沿岸的那些贪婪的罪行。英国的和法国的哲学家们自尊自重地采用了这个名字，即要尽到做这些黑人的朋友的义务，而这些黑人却是他们那些冥顽的暴君们所不屑于算做人类之数的。法国作家的称誉成了对俄罗斯和瑞典所颁布的宽容的奖励，而贝卡里亚则在意大利驳斥了法国司法制度的野蛮的准则。
在法国，人们设法在医治英国的商业偏见和英国对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各种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华德则抨击法国人在他们的监狱里和医院里的那种野蛮行径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么多人。
政府的暴力或引诱、教土的不宽容、民族偏见的本身，都已丧失了其扼杀真理的声音的那种致命的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理性的敌人或压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种马上就会变成为整个欧洲判断的判断。
最后，我们还看到发展起来了一种新学说，它要向各种偏见的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发动最后的一次打击：那就是有关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的学说，杜尔哥、普莱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这一学说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这种学说属于第十个时代，我们到时候再广泛地展开。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种伪哲学的起源和进展；依靠上面那种学说的支持来反对这种伪哲学，对于理性的胜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来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来是唯利是图的，他们的秘密目标都是要延续愚昧无知和延长错误在位的统治；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很多的党羽，有时候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悖论来败坏理性，或是以绝对的怀疑主义那种方便不过的怠情来诱惑理性，有时候是十足地鄙视人类，乃至于宣称知识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幸福以及人类的自由都是无益的或危险的，最后有时候还以一种对伟大或对虚假的机智的热情来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启蒙井使常识不靠真正知识的支持；他们对一个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