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孙传芳。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日，吴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电文称：“南北统一之分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开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①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这个通电的发表，犹如爆响一颗炸雷。他们以代表民意为幌子，矛头直指徐世昌和孙中山。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
５月２８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６月１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２０３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
６月２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
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认为“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能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６月１１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三角同盟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当时他３５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１９２０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１９２０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
１９２１年２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１９２１年４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①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１０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