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
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１１月２４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２５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２６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
２７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２８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４２岁了，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达上将军。”①郭松龄提出休战５天，等待张作霖的回音。守田离开郭军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松龄的意向，然后他自己回到奉天。
在此期间，郭松龄在滦州和昌黎，给张学良先后写了两封信，表示对张学良衷心拥戴。张学良也亲自手书一封交给郭松龄。其文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又复一长信，表明心迹，也表示决心反奉，不能停止。
张学良在得到守田的报告后，知道和平解决已经毫无希望。从和郭松龄的通信中，也了解到郭松龄反奉的行动不可逆转。不得已，他就于２８日乘军舰回到大连，２９日与杨宇霆一道返回奉天了。张作霖于３０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奉军在辽西阻击郭军。
１２月５日，郭军攻占连山。此时，张作霖认为自己无力抵抗郭军的凌厉攻势，“决定照郭松龄之要求而下野”。５日夜，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当众表示：“大势已去，决计下野。”６日，代省长王永江亲自跑到日本总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请求日本出兵维持省城治安，说只依靠一千余名中国警察，不敷分配。第二天，日本派守备队入城站岗，奉天各大机关和省城八门八关，都由日本军队把守。日本警察换上便衣驻在日本商店里。
１２月７日，郭军攻占锦州。郭松龄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攻到新民县的巨流河畔，离沈阳近在咫尺。张作霖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大帅府的二门以内，准备随时登车逃跑，目的地是大连，企图寻求日本人保护。
此时，张作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财物送到日本租界。他派军用大车数十辆，满载着财物运送着。这些大车都用反水帆布遮盖着，上面坐着一个持枪的大兵押运。它们都驶向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一天往返十多次，一直到晚间才运完。
这说明张作霖对咄咄逼人的郭松龄已经毫无办法了。因为郭松龄统率的第三军团几乎是奉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下辖三个军，约有６万余人。而张作霖几乎无兵可派。张作相的吉林军一时阻挡不住郭松龄军队的冲击。黑龙江吴俊升的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张作霖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沈阳已经无兵可派，只有王瑞华一个补充旅驻北大营。张作霖还怀疑王瑞华与郭松龄勾结，但时机紧迫，就硬着头皮把王瑞华等尉官以上的一百一十多人调到大帅府，进行训话。
当时机枪高架，戒备森严。早８时左右，张作霖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满脸杀气。他怒目注视着瑟缩的人群：“我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郭鬼子反了！”他环视一下，接着又说：“怎么，你们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事务搂子（司务长、准尉）都给我带来！”
这时王瑞华赶忙喊道：“敬礼。”他恭敬地向前一步，举手敬礼后说道：“报告大帅，教导队军官学员大部分都调走了，剩下的人都来了。”张作霖怒犹未息：“你们他妈拉巴子的为啥没走，想他妈的里勾外联吗？”王瑞华又敬个礼说：“不敢！不敢！”
张作霖接着为自己辩解道：“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管。后来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后来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我跟从了大清，是为了要他们做我的后盾。我进沈阳后，有人说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了讲武堂。我让小六子出去和大家一同保卫地面。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又他妈的当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呢？他以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得像陪送姑娘似的，一个一个来呀！将来还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曾想他人面兽心，干出来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好！这回我把沈阳让给他，看他能呆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又敬了个礼：“报告大帅，郭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了。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装备起来，去和没有人心的叛徒决一死战。”
张作霖这时才松了脸问：“你们都能这样？”
大家齐声答道：“能够！”
张作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郭鬼子的亲信。王瑞华，我任命你为混成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都晋升一级。咱们有的是武器，新服装，银元大洋，马上给我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开上前线！好，都带回去吧！”①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张作霖当时有多么紧张。他确实无兵可派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张作霖很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紧紧抓住“义气”两个字，大做文章。反复说明他是很讲义气的，而郭松龄则对不起他，是“人面兽心”，是很不讲义气的。而当时军官们的思想状况也是很重义气的，很容易接受他的宣传。张作霖的战前动员就起了作用。其实，所谓义气，应该讲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对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就应该进行坚决讨伐。
日本干涉
当时，郭军和奉军在新民县的巨流河，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投入了决战的兵力。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日本为了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于１１月２６日，曾派参谋浦澄江中佐，在荒木大尉、仪峨顾问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松龄。郭松龄一见面，就用冷淡的口气问：“有何贵干？”在会上，浦参谋用威吓的口气极力逼迫郭松龄改变主意，不要举兵反奉，遭到郭松龄的断然拒绝。他们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前，“浦参谋提出，在郭发动军事行动之际，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望郭不要违犯”。郭松龄没有屈服，强硬地说：“从今以后，自恃武力万能是不行的。”①这说明日本对郭松龄反奉，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由于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坚决，他们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所以采取了表面的中间立场。
日本币原外相表示：“就目前之时局而言，帝国政府历来所持之绝对不干涉主义，并无任何变更。”日本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根本，来决定他们的行止的。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
１２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①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１２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１９２５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①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