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高位上给我写来一行鼓励的话也是好的。即使我的作品和别的作品不同，不够谨慎，不合需要，不能刊用，可其中总还有某些地方能闪出一星星火花，让他们温暖，博得他们一丝赞赏的吧！这样一想他又拿出自己的稿子，比如《冒险》，反复地研读起来，想探索出编辑们一直沉默的道理。
加利福尼亚州芬芳馥郁的春天到来了，可他的宽裕日子却结束了。很奇怪，报纸小故事供应社一连几个星期默不作声，令他十分烦恼。然后有一天邮局送回了他十篇机械制造的、天衣无缝的小故事。还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大意是供应社稿挤，几个月之内不会再接受外搞。可马丁却早已仗恃那十篇小故事过起了阔绰的生活。到最近为止，协会对他的稿子一直是每篇五元，来者不拒的，因此他便把那十个故事当作已经卖掉，仿佛在银行已有了五十元存款，并据此安排了生活。这样，他便于突然之间堕入了一段困顿，在这段时间里他老向那些并不付酬的报刊兜售他早期的作品，向那些并不想买他稿子的杂志兜售他近来的作品。同时他又开始到奥克兰上当铺了。卖给纽约几家周刊的几个笑话和几首俏皮诗使他得以苟延残喘。他在这个时期内向几家大型月刊和季刊发出了询问信，得到的回信是，它们很少考虑接受外搞，它们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约稿，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
第二十九章
那个夏天马丁过得很艰难。审稿人和编辑们都放假走掉了。报刊杂志平时三个礼拜就能回信，现在一拖三个月，有时更久。他感到安慰的是邮费倒是因为这僵局而省掉了。出版仍然活跃的是那些强盗报刊。马丁把他早期的作品如《潜水采珠》、《海上生涯》、《捕鳖》、《东北季候风》全寄给了它们，没有从这些稿子得到分文稿酬。不过，在六个月书信往返之后他取得了一项折中：从《捕鳖》得到了一把刮胡刀；刊登他的《东北季候风》的《卫城》则同意给他五元现金和五年赠阅——后来只执行了协议的第二部分。
他把一首咏史蒂文森的十四行诗卖给了波士顿一个编辑，从那儿挤出了两元钱。那编辑办的杂志虽饶有马修·阿诺德①风格，钱袋子却攥得极紧。他新写成的一首二百行的巧妙的讽刺诗《仙女与珍珠》，刚从脑子里热腾腾出笼，得到了旧金山一家杂志编辑的青睐。那杂志是为一条大铁路办的。杂志编辑写信问他是否可以用免费乘车证代替稿费，他回信问那乘车证可否转让，回答是不能转让。既然不能转让他只好要求退稿。稿子退了回来，编辑表示遗憾，马丁又把它寄到旧金山，给了《大黄蜂》，一家神气十足的杂志，是一个精明的报人一手创办并吹嘘成最辉煌的明星杂志的。但是《大黄蜂》的光芒在马丁出世以前早已暗淡。编辑同意给马丁十五元钱买那首诗，不过在刊出之后却似乎忘了寄稿费的事。马丁去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便写去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算是引来了回答。那是一个新任编辑写的，冷冰冰地告诉马丁他不能对他前任编辑的错误负责。而且他认为《仙女与珍珠》也并不怎么样。
①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批评论》（Essay Criticism）以批判市侩主义著名。
但是给予马丁最残酷打击的却是一家芝加哥的杂志《环球》。马丁一直不肯把他的《海上抒情诗》送出去发表，实在是因为太饿才终于改变了初衷。在遭到十多家杂志拒绝之后，那稿子来到了《环球》的办公室。那集子里一共有三十首诗，一首诗能给他一块钱。第一个月发表了四首，他立即得到了四块钱支票。但是一看杂志，他却为那屠杀式的窜改气得发疯。连标题都改了，《结局》给改成了《完》；《外礁之歌》给改成了《珊瑚礁之歌》；还有一处标题改得文不对题，《美杜莎的目光》被改成了《倒退的轨迹》。诗歌本身的胡涂乱改更是可怕。马丁嗷嗷叫着，满身冷汗，揪着头发。用词、诗行和小节都被莫名其妙地划掉了、交换了、颠倒了、混淆了。有时又凭空飞来些诗节，代替了他的原作。他很难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编辑竟会这样横行霸道。若是说那诗是叫一个跑街小厮或是速记员动了手术，他倒比较相信。马丁立即去信请求原诗退回，别再发表。他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要求，央告，乞请，威胁，都没有回音。那蹂躏屠杀一个月一个月地继续下去，直到他的三十首诗一一发表完毕。支票倒是每月作品一发就寄来的。
尽管有这些倒霉的事，关于《白鼠》的那四十元支票的记忆仍然支持着他，只是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写下锅之作。他在农业周刊和行业刊物里找到了奶油面包，也发现靠宗教周刊容易饿饭。在他最倒霉、连那套黑色礼服也进了当辅以后，却在共和党县委组织的一次有奖比赛里得了个满分——或者是自以为如此。竞赛分作三项，他全参加了——他不禁对自己苦笑，竟弄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诗歌得了一等奖，十元；他的竞选歌曲得了二等奖，五元；他的论述共和党原则的论文得了一等奖，二十五元。这叫他心满意足，可到他去领奖时才发现还有问题。原来县委内部出了差错，尽管县委里有一个有钱的银行家和一个州参议员，奖金却迟迟没有发了来。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他又在另一项论文竞赛里得了个一等奖，不但证明了自己也懂得民主党的原则，而且到手了二十五元奖金。不过共和党竞赛的那四十元却泡了汤。
他不得不设计和露丝见面的办法。考虑到从北奥克兰步行到露丝家再走回来路程太远，他决定把黑色礼服送进了当铺，以保留自行车。自行车照样能让他跟露丝见面，却又能锻炼身材，而且能省下时间来工作。他只须穿上一条细帆布齐膝短裤和一件旧毛线衣，也能算有了过得去的骑车装，下午便能够和露丝一起骑车兜风了。而且，他在她家里见到她的机会也不多，因为莫尔斯太太正全力以赴推行她的请客计划。他在那儿见到的不久前还叫他莫测高深的上流人士现在已叫他生厌。他们再也不神气了。他因为自己日子过得艰难，屡遭挫折，工作又太辛苦，本来就敏感易怒，而他们的谈吐又总惹他生气。他的这种自满未始没有道理。他用自己在书上读到的思想家作尺度来衡量那些人狭隘的心灵，除却考德威尔教授以外，他在露丝家就没有遇见过一个心灵博大的人，而考德威尔教授他也只见过一次。其他的人全都是些蠢材，笨蛋，又浅薄，又武断，又无知。最叫他吃惊的是他们的无知。他们是怎么了？他们受过的教育到哪儿去了？他读过的书他们都是读过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从那些书里就什么都没有学到？
他知道世界上确实有博大的心灵和深沉合理的思想。这是他从书本上验证过的。那些书本给他的教育超过了莫尔斯家的标准。他也明白世上有高于莫尔斯圈子的聪明才智。他阅读英国的社交小说，在其中瞥见过一些讨论政治和哲学的绅士淑女。他也读到过大都会里的沙龙，艺术和聪明都在那里会集，而这种沙龙美国也有。他过去曾愚昧地以为：高踞于工人阶级以上的衣冠楚楚的人们全都智慧过人，情操优美。他曾以为文化总伴随着白领；他曾受过骗，以为大学教育就是博学多才。
是的，他要奋斗，要向上，还要把露丝留在身边。他对她一往情深，深信她所到之处都一路光辉。他明白自己少时的环境限制过自己；也明白露丝的环境也会限制她。她没有发展的机会。她父亲架上的书、墙上的画和钢琴上的乐曲至多也不过是些平庸的装饰。莫尔斯一家和类似的人对真正的文学、绘画和音乐全都迟钝，而生活却比那一切宏伟多了。他们对生活愚昧得无可救药。尽管他们倾向于唯一神教①，戴了一副具有保守开明思想的面具，实际上他们已落后于解释世界的科学两代之久。他们的思想还处在中世纪阶段。同时，他也感到，他们看待生命和宇宙的终极事实的方法还是形而上学的，那种看法阻地球上最年轻的种族的看法一样幼稚；也跟穴居人的看法一样古老，甚至更古老——那看法使第一个更新世的猿人害怕黑暗；使第一个匆促的希伯来野蛮人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夏娃；使笛卡尔通过反射渺小的自我建立了唯心主义的宇宙体系；使那有名的英格兰传教士②用尖刻的讽刺来谴责进化论，并立即博得了喝彩，从而在历史的篇章里草草留下了一个臭名。
①唯一神教：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只相信有唯一的上帝，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宗教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②此人是牛津主教威尔伯佛斯，他曾对当时新出现不久的进化论大肆攻击，却遭到赫百黎等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强烈反击，非常狼狈。
马丁想着，又想了开去。他终于明白过来，他所见过的这些律师。军官、商人和银行经理跟他所认识的工人阶级成员们之间的差异是跟他们的食物、服装和人事环境一致的。他们每个人都肯定缺少了某种东西，而那东西他在书本里和自己具上已经找到。莫尔斯一家向他展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所能提供的最佳事物，可他并不觉得那些事物有什么了不起。他一贫如洗，成了放债人的奴隶。可他明白自己要比在莫尔斯家见到的那些人高明。他只要把他那身见客服装赎出来，就能像生命的主宰一样周旋在他们之间，带着受到侮辱的战栗，其感受有如被罢黜到牧羊人中间的王子。
“你仇恨而且害怕社会主义者，”有一天晚餐时他对莫尔斯先生说，“可那是为什么？你并不认识社会主义者，也不懂得他们的学说。”
话头是由莫尔斯太太引起的。她一直在令人厌烦地歌颂着哈外古德先生。那银行家在马丁心目中是一匹黑色的野兽，一提起那个满口陈词滥调的家伙他就免不了要生气。
“是的，”他说，“查理·哈补占德是所谓的扶摇直上的青年——有人这么说。这话不错，他也许在去世之前能当上州长，说不定还能进合众国的参议院，谁也说不准。”
“你凭什么这么想？”莫尔斯太太问。
“我听他发表过竞选演说。愚蠢得非常聪明，尤其擅长人云亦云，还很有说服力。当头头的准会认为他安全可靠。他的陈词滥调跟普通的投票人的陈词滥调非常相似——不错，你知道，只要你能把任何人的话美化一番，再送还给他，你准保能得到他的欢心。”
“我的确认为你是妒忌哈扑古德先生。”露丝插话说。
“上天不允许！”
马丁脸上的厌恶之情挑起了莫尔斯太大的敌对情绪。
“你肯定不是说哈扑古德先生愚蠢吧？”她冷冷地质问。
“并不比一般的共和党人更愚蠢，”他针锋相对，“或者说，也不比民主党人更愚蠢。他们不耍手腕时都很愚蠢，而他们之中善于要手腕的并不多。聪明的共和党人是那些百万富翁们和他们的自觉的仆从们。他们明白自己的利害所在，也深知此中的奥妙。”
“我就是个共和党，”莫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插了一句，“请问，你把我归于哪一类？”
“哦，你是个不自觉的仆从。”
“仆从？”
“不错，不过那也没什么。你在公司工作，你不替工人打官司，也不打刑事官司；你的律师收入不靠打老婆的穷人，也不靠扒手。你从主宰着社会的人讨生活——谁养活别人，谁就是别人的主宰。不错，你就是个仆从。你只对如何增进资本集团的利益感到兴趣。”
莫尔斯先生涨红了脸。
“我得承认，先生，”他说，“你的话跟流氓式的社会主义者差不多。”
这时马丁回答的就是上面那句话：
“你仇恨而且害怕社会主义者，可那是为什么？你并不认识社会主义者，也不知道他们的学说。”
‘你的学说听起来就像社会主义。”莫尔斯先生回答。这时露丝焦急地望着他们俩，而莫尔斯太太则快活得满脸放光，因为她终于找到了机会，挑起了老爷子的不满。
“不能因为我说共和党人愚蠢，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成了破灭的肥皂泡，就把我算成社会主义者。”马丁望尔一笑，说，“我虽对杰怫逊和那些向他提供材料的不科学的法国人提出怀疑，却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请相信我，莫尔斯先生，你比我还要接近社会主义得多，反之，我倒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现在你倒有心思开玩笑。”对方无可奈何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