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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国学院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全社会服务。如果是一、两个企业把毕业生包了，那就应该企业自己掏钱办，否则就成了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了。我想，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也许纪校长为了造声势，推销过分了吧。不过，身为校长，这么走火入魔地推销，反而透露出自己不仅对“国学”没有理解，对大学的社会使命也搞不清楚。这样办国学院，办到哪里去，就实在让人担心了。
“了望东方”的“探秘”，则揭示了国学院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号称领导空前重视，并举出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的宏伟计划，好象国学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我希望这同样是夸大其辞。把文化运动当政治运动来搞，没有能搞成的。不过“了望东方”还透露，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的意见，最初是纪校长的提议。现在建“国学院”，是“当时思想的继续”。看来纪校长振兴国学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就值得好好商量了。
所谓孔子学院计划，是要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建100个孔子学院，而且号称都要建在繁华的市中心，其最大使命就是教外国人中文。这就等于把我们这么一个穷国的教育经费，挪用到了美国这样的富国之中。美国中小学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一年达数千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高出数倍，难道还需要挪用我们的教育经费吗？再说，在这些国家大都市的中心建孔子学院，仅盖房子就该花多少钱呢？在波士顿市中心，两居室的民房就很难找到百万美元以下的，纽约就更不用说了。建个学校，就算只有两、三间教室、一、两间办公室、外加男女厕所的规模，也得上百万美元吧。这不过是北京一个英语补习学校的水准，怎么能称什么“学院”？若把运营经费、教职员工资都加上，一个孔子学院，先期投入至少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100个国学院，少说是好几亿美元，合几十亿人民币。看看黑龙江一百多名小学生洪水中惨死的悲剧，我们的义务教育破败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有这几十亿，我们能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建多少小学？难道还要劫贫济富、拿钱教洋人学中文吗？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呆了多年，不仅自己的文章被收入中文课本，也亲自教过中文，对美国的中文热可以说是身有体会。美国人学中文，大部份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来中国赚钱。他们甘心情愿自己掏钱学中文，根本不用中国方面的经费来鼓励。相反，你如果把钱省下来在国内办教育，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些想来赚钱的老外就更瞧着中国的发展眼红，学起中文来就更舍得下本儿。即使少数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也能够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足够的奖学金。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有着雄厚的财政基础，甚至每年都资助许多中国学人。很难想象，一个有志气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放着这些大学不上，会来上什么孔子学院。我们似乎连给富人钱都不知道怎么给。
上个世纪初，几乎归依佛门的梁漱溟先生，看到生民涂炭，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悲叹，慷慨入世，成了“最后的儒家”。以这样的精神来振兴传统文化，成败如何姑且不论，至少有道德上的真诚和感召力。真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到那些最穷最苦的乡村，教孩子读书，帮老百姓谋生，从草根社会建立中国文化的动力。这是梁漱溟先生当年走的路。再看看我们现在玩什么：黑龙江小学生留在墙上的最后的手印还刻在老百姓的心里，竟有人为了几个在海外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的怪僻的文言文嗜好，要动用宝贵的教育资源建国学院。甚至老外想到中国赚钱学中文，这些自封的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也要挥霍几十亿，赶紧建什么孔子学院为人家买单。人大国学院的建立，不管是起源于海外一个生意人的建议，还是从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帮着富裕国家的人学中文这样的理念的延续，说到底，都不过是国内一些有地位的人要和国外的一些富人附庸风雅一番而已，他们根本不会想一想那些在洪水里消失的孩子。请问这是谁家的“国学”？梁漱溟先生如果在世，对这样的“国学”将作何感想？这是在振兴中国文化，还是在毁灭中国文化？有些国学人士动不动指责人家崇洋媚外。我看很难找到这样崇洋媚外的了。我们可以不管你们崇什么、媚什么。你们见了洋人腿软，想巴结，是你自己的问题，请掏自己的腰包。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几个，许多孩子还上不了学，凭什么拿出来给你们挥霍？！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民社会。靠剥夺老百姓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为几个精英保留他们所珍爱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最终会被现代社会所埋葬。
写此文时，孙大午先生的鞋套风波还未起。但此风波让我对此公极度失望。但文章已写，书已印出，也就没有什么好改的了。
《中国文化的边界》
薛涌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编辑：晓婷）
薛涌：理解“陌生的美国”
理解“陌生的美国”
《右翼帝国的生成》后记
薛涌
这本“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表面是报导2004年的总统大选，实际上则是以大选为一个切入点，来分析美国政治的走向。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关于美国的概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原型”。这个“原型”和现实的出入已经越来越大。基于这一“原型”而“亲美”的人，觉得现在的美国越来越背叛了他们对美国的理想。那些“反美”人士，则根据这个“原型”与现实的脱节来攻击“美国价值”的虚伪。一句话，现实中的美国，和我们脑子里原来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观念原型”和现实的脱节，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当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崛起，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媒体和大学中，新政以来的自由派还在统治，并通过其垄断的政治话语体系塑造着我们的“美国观”。我们读的William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叙述的是1932到1972年美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大部份为自由派所主导，而且叙述者WilliamManchester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为新政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作家。谈起美国，我们会想起民权运动、反战、女权主义、性解放、甚至嬉皮士。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个自由、多元、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人追求个人主义，喜欢挑战权威，同时又宽容一切。还有些人干脆认为，美国是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国家。这一关于美国的“观念原型”，显然是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亲西方、反传统思潮的一个折射。
这种对美国的认识，我称之为“青春期的浪漫主义”。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许多幼稚之处。不过，这样的“观念原型”并非全无现实基础。比如，你到纽约、波士顿、或加州的几个沿海城市看看，美国确实很接近这个原型。而我们的“美国观”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这几个沿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美国和世界打交道的窗口。不仅中国人，就欧洲人了解美国，大多数也是通过这几个城市。国际人士到美国总是在大都市间旅行，很少去乡村和内陆。我们闭着眼睛也知道纽约在哪里。亲友到那里去旅游出差，回来一谈见闻，和我们心里想象的非常接近。那就是美国！可是，谁去过内布拉斯加呢？谁能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州在哪里？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中国人来说，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美国，以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洛杉矶为代表。那里的人见多识广、思想开放，对新鲜事务见怪不怪。他们读的，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我们国内媒体采写美国新闻时，也从同样的媒体中寻找材料。这个美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想象共同体”中。
但是，还有一个“陌生的美国”。那里的人保守封闭，从众心态也许比我们还重，一到星期天就去教堂，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们住在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或得克萨斯的内陆，都是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你问他们法国在哪里，他们可能会说“是不是在过了南面那条河的地方。”“经济学人”的两位记者采访他们，自我介绍说是为Economist（经济学人）工作。但不管怎么解释，他们认定这两个人是为munist（共产党人）工作。从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看，恰恰是这个“陌生的美国”成为统治者。这个美国，不仅和我们的“观念原型”完全对不上号，和欧洲人的“观念原型”也相去甚远。一句话，她与我们不存在于一个“想象共同体”中。本书的主旨，就在于揭开这个美国的面纱，探讨自6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南部和内陆地区兴起的草根的保守主义运动。由于这一保守主义在最近几年达到了高峰，统治了美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认识美国的“观念原型”，作好和一个在我们的“想象共同体”之外存在的“陌生的美国”打交道的准备。
申明主旨后，就得交代一下我的立场。过去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一位同事对我的第一本书“直话直说的政治”批评说：“他（指我）的看法不代表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只代表美国高校民主党的看法，而他们在美国是极少数人。”实际上，这样的批评，多少表现了我希望解构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念。因为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的基础上的。其实，美国有好几个美国。我所谓的“两个美国”的说法只是简单化的概括而已。有穷人的美国，有富裕的美国；有基督教的美国，有世俗化的美国；有都市的美国，有乡村的美国；有相信公立学校、政府官僚和福利社会的“软”美国，有要摆脱一切“公立”和官僚控制、接受市场的严酷挑战的“硬”美国。一个美国人，可以是个贫穷、相信社会福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可以是个富贵、相信自由竞争的自由派。你很难把他们归类。一看大选就知道，即使美国的一流政治家，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也很难判断。能够把不同的社会力量组合成主流派的常常会当选总统。但是，你也不敢说布什就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意见。因为没有911这个政治礼物，或碰上克林顿那样天才的对手，你很难判断他会赢。
不过，这一批评促使我公开自己的立场。我是在前述的80年代的“观念原型”中形成了对美国的看法，最近10年，又生活在我们熟悉的美国，即新英格兰地区。克里的家离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只有5分钟的路。开个玩笑说，我可以随时离开办公室，看看克里在不在家（以他门前的警卫为标志）。布什的家在哪里？我拿着得州地图还是找不到北。这种生活的环境，当然可能塑造人对世界的看法。
不过，任何人总要被他无法控制的生活环境所塑造，并且肯定会有个人的政治立场。这种环境和立场，会带来偏见。承认偏见是减少偏见的最好办法。那些自认为客观的人，常常会假定一种意见（常常是自己的意见）没有偏见。这就等于设定唯一的真理，别人的看法就都成了异端。这不仅是最大的偏见，也是最危险的偏见。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大多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亮出自己的底牌，很少冒充客观。这也是取信于公众的重要手段。而下一步的挑战则要更大些。那就是你能否对你不认同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同情的了解，能否解释一个与你的信仰对立的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我在这本书的重要目标。
我写这本书是从年初的民主党预选开始。在大部份时间，我都是希望克里赢，也盼望着奇迹发生，但又预感到布什会最终获胜。这一矛盾心态，可以解释这本书的两个特点。第一，本书对克里赞誉有嘉，对布什则有严厉的批评。第二，本书大部份篇幅，是写布什和其代表的保守主义运动，对克里和民主党着墨较少，或注重分析其失败之处。理由是我很早就感到要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布什胜利的原因和布什主义的源流。
这个立场倒不是因为我拥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相反，我曾自认为是个温和的保守派，很接近新英格兰保守主义。有时我则自称是“‘经济学人’的保守主义者”，认同英国的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主张。简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