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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南京城时，吴浊流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刺目的标语：“和平反共建国”、“建设东亚新秩序”、“拥护汪主席”……他觉得这些标语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吴浊流最初先寄居于钟壬寿家中。钟壬寿嘱咐他，对外就说自己是广东梅县人，不可表明自己是台湾人。原来，当时台湾人常被怀疑为日本间谍。吴浊流分析原因，认为多半是由于战前，日本人把不少台湾的流氓遣到厦门，让他们经营赌场和鸦片馆，并让他们充当间谍，又以治外法权包庇他们，致使大陆人对台湾人产生误会。而中日开战后，日本侵略者也不再信任台湾人，加上不少台湾人投入了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因而台湾人经常受到日本宪兵、特务和警察的监视。到了大陆，吴浊流才知道台湾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
在南京谋生，当务之急是过语言关。吴浊流请了一位南京小姐教他汉语普通话。他上午就教于女教师，下午则到自己在五湖任教时的学生余君家里继续学习。余君是汪伪政权的上校军官，其太太是师范毕业的东北人，对吴浊流学习语言给予了很大帮助。大约一个月后，他总算能听懂了一些普通话，但说还不大行。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何不先在日本机关找份工作，边工作边学语言，等语言学通了再作下一步打算。
恰好这时，南京日本会议所为了编辑出版《南京》一书，正在征求翻译人才。吴浊流应聘被录用，月薪日币三百元，这一待遇在当时是很优渥的。他的工作是将描写南京民俗风情一类的中文译成日文，他觉得很轻松。他满心以为好日子就此开始，不曾想没几日即发生变故。
上班的第七天，他的学生余君来找他。余君穿着上校军服，吴浊流把他当作贵宾，领到会议所漂亮的会客室交谈。过了一会儿，一日本女同事进来传达上司市来的命令，说此会客室不可进来。吴浊流被激怒了。他请余君先回去，自己立即跑去诘问市来：你怎么可以叫人在我的客人面前说出侮辱人的话？会客室为何不能进去；如果不能进去，那就应该在我刚开始来工作时就告诉我；如果忘了告诉我，也应该先叫我出来告诉我，或者写张条子递给我，偏偏要当着客人面前说，没礼貌也应有个程度。就因为你是个日本人吗？像你这样的垃圾也配到大陆来谈什么大东亚的建设吗？
在这连珠炮似的发泄面前，市来一时手足无措，最后说了一声对不起。
吴浊流狂怒难消，终于辞去此份差事。从上班到辞职，仅仅十天而已。市来给他发了一百元薪金。以当时的物价，一百元可供一个单身汉快乐地过两三个月。同事劝他不要过于冲动，好意加以挽留。然而他认为如果不辞职，自己的人格将会留下污点。不过，当他从会议所辞职出来，走在太平路上时，心中也掠过一丝后悔：这点小事，实在犯不着一走了之……他想，自己这种易于冲动的牛脾气是与生俱来的缺点。
失业后第五天，好运又意外地找到他头上。南京《大陆新报》竟上门来问他愿否当该报记者。原来市来和会议所的业务部长大野都曾当过新闻记者，两人是冤家对头。吴浊流与市来的争闹被大野添油加醋地传到《大陆新报》，在大野的描述里，吴浊流成了一个奇人和英雄。《大陆新报》的编辑部长上野觉得有趣，就来找吴浊流做该报记者。
吴浊流见了上野也很有好感，答应到《大陆新报》就职。稍微安顿下来，他即从寄居了两个月的钟壬寿家搬到报社的楼上住。报社给他两百五十元的月薪，在这里他没有感到差别待遇，因此心情很愉快。他和上野很快结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还发现社长西岛的汉学造诣颇深，整理部长龟井于德国文学，同事高桥于法国文学都有专长，他们见识不俗，没有民族歧视。吴浊流第一次发现日本人当中有这样高尚的知识分子，而台湾公学校中的日本教员，跟他们相比有如霄壤之别。
刚做记者的吴浊流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天天忙于采访、写稿，同时也不中断学习普通话，日子虽然过得紧张，但他觉得浑身是劲。每天工作完成后，晚上就到外面喝酒。逢星期日，就与上野一起出游，或览玄武湖，或访雨花台、中华门等名胜。有一次他和上野登上鸡鸣寺的豁蒙楼，两人在那里闲聊。上野谈到他当从军记者时的见闻。回想起他从苏州到南京，一路上目睹的日本军队的杀戮暴行，上野不禁慷慨激昂，极力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甚至断定日本必受天谴。战时发表这种言论是极其危险的，如被当局知道只怕会上断头台。而上野竟胆敢在一个台湾人面前说这些话，倒把吴浊流吓了一大跳。
在报社工作稍为习惯之后，吴浊流开始发现周围很多不平的事情了。有一天晚上他在报社工作，听到编辑室旁边的楼梯上传来有人跌落的声音，连忙跑过去看，原来是有个人力车夫从夫子庙拉了报社的工务局长回来，工务局长不给钱就逃上楼了。车夫找他要钱，结果挨了一顿打。吴浊流向上野汇报了情况，上野给了车夫钱，还反复道歉。还有个晚上，一个从军记者喝醉了酒，在马路边小便。一个中国宪兵上前阻止，竟被记者打倒地上，记者嘴里还大肆夸耀自己的“武功”。
吴浊流想起台湾的妻儿，在战时配给制下的生活一定很难过。于是他于8月底请假回台湾接家眷。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基隆一下船，就有特高人员跟踪，令他感到十分恐怖。
吴浊流到家后，每次出门也都有便衣刑警盯梢。妻子告诉他，每次收到他从大陆寄回来的信，刑警就不请自来，问这问那，探听他的消息。另一方面，物品严重匮乏。一个月配给的米只够吃二十天，剩下的十天只能到黑市买。其他吃、用的东西供应也相当困难。几经考虑，吴浊流决定把一家人都带到大陆。
吴浊流回南京后，租了一间日本人经营的公寓把家安下来，并将孩子送进日本人办的小学。这么多口人要吃饭，他顿时感到了生活的重压。
一天，他和妻子到余君家作客。妻子不小心摔倒，伤了脊骨，第二天竟不能起来了。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头受伤，必须天天到医院接受电疗。幸好仅过两个星期，妻子就康复了。
在《大陆新报》当记者，使吴浊流有机会接触到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日本某画家给汪精卫等人画了肖像画。吴浊流与西岛、上野一起代表画家将画作赠送汪精卫，因此几个人在汪公馆与“汪主席”交谈过。吴浊流与汪伪政府另外两个核心人物周佛海、陈公博也见过面。相比之下，他对周佛海的印象最为恶劣。他眼中的周佛海是一个态度相当傲慢，连招呼都不打的人。吴浊流想，如果自己是日本人，他的招待必定殷勤吧。像台湾的“御用绅士”，把自己视作比一般台湾人高等而洋洋得意。周佛海也是如此，虽然是中国人，但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这种心理与一个奴隶一旦被解放，比原来的主人对别的奴隶还要残酷，而忘了自己原来的奴隶身份没什么两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浊流与汪伪政权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或看见了他们的各色表演，因而逐渐看清了汪伪政权的面目。虽然吴浊流对有些人的个人品德和修养抱有好感，但他也看出，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傀儡政权。他的一位师范同班同学黄自强也是汪伪政府的高官。黄自强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台湾当了五年教师，然后悄悄到大陆读了几年书，之后参加出国留学考试，得以进入日本的陆军大学。回国后加入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行列，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已官拜少将。然而，黄自强受到在日本陆军大学时代同学、现任汪伪政权顾问的日本军官影佐上校的诱惑，从重庆逃到了南京。吴浊流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黄自强，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由于两人只能用日语谈话，因此没能深入交流。吴浊流觉得，黄自强的去就，与他是台湾人的身份有一定关系。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南京，台湾人都不被信赖，甚至被目为间谍。这应归疚于日本的离间政策。尽管如此，吴浊流多年后还是不禁为黄自强的选择感到扼腕：“祖国的同胞们在敌前敌后，和日本奋勇作战之际，黄君已在重庆，却被影佐的一片友情所俘虏而离开重庆，实在为他感到十分可惜！”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07页。
吴浊流还了解到，他的学生余君一方面是军人，一方面又在私下与日本人勾结做生意。当时重要物资都由日军统制，非经日本军方许可，不能运输。如果利用特权，将偏僻地方的物资运到上海，可赚十倍二十倍的钱。以“建军”为名发财，则是某些汉奸玩的把戏。一些汉奸地主出钱买枪，招兵买马，然后献给日本人，协助日军“维持治安”，此谓“建军”。一旦“建军”完成，就可以向汪伪政府要求各种经费补助。这实在是一招毒辣的赚钱方法。吴浊流听说，有不少懂日语的台湾人也在干这种“建军”勾当。他对此感到很愤怒。他自内心发出感慨：“日军占领下的大陆人民，原来比台湾同胞还要可怜。”同①，第110页。
吴浊流逐渐看清了在台湾时所相信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何货色。灵魂一旦觉醒，他便开始感觉到南京令人窒息的灰色现实对他的心灵的压抑。他经常这样思索：人们都能马马虎虎，惟独我一个人不能。小小的事也使我内心痛楚。人生是不是什么也不想，马马虎虎地混日子就好？天下国家是不是不必去多想？像我这样，总爱想些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的事情，是不是错误的？周围的人，都以为只要有钱赚就能快乐地玩，并把这种活法当成真正的人生。而我却不能这样生活，我经常都在想着多余的事，但又不能迈出实际的步伐。我在矛盾中度日。这是我的烦恼，就是这种燃烧不起来的不彻底的中间思想使我痛苦。有憧憬，有理想，但没有前进的勇气……他也产生过逃往重庆的念头，但因为家眷而难以付诸实施。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南京的许多日本人为日军的偷袭成功弹冠相庆。吴浊流却从此一事件看见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线曙光。因为中国现在是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一起战斗了。同时，他也感到，在南京的这一年多来，自己钻头觅缝，东奔西跑，并没有什么裨益。他想还是回台湾为好。因为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单薄微弱的。不要说救天下国家，如果搞不好，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日本人只是一时得意而已，最终必归于失败的命运。而一旦日本战败，想回台湾也回不成了。说不定台湾人还会被当成日本人而遭到可怕的报复。这时，他的小女儿得了百日咳，又传染给了她的姐姐，妻子天天带着两个小孩看医生，隔天就要十六元的医药费，病拖了一个多月之久。吴浊流陷入忧虑焦急之中，越发归心似箭。两个月后，终于盼到了从上海开往台湾的船。
第九节 在黎明前的黑夜
1942年3月21日，吴浊流一家平安抵达台湾基隆港。下船后，他们即坐上开往南部的火车。在列车上，吴浊流发觉自己一家已处于便衣刑警的监视之下，不由地又吓了一跳。因为背后有刑警跟踪，在台北下了火车后，他没有勇气进旅馆住，便到弟弟家作短暂停留。
在台北休息几天后，一家人又乘火车向故乡进发。在竹北车站下车，站长通知他必须到派出所一趟。吴浊流进了派出所，一个警察对他盘问了一番。从竹北坐车回到新埔，又有一个高等刑事老早在车站等着，把他带到分局问话。
到家第二天，照门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指令他外出时一定要先向派出所报告行踪。此后隔两三天两个警察就来问他一些问题。还有一个高等刑事专门负责监视吴浊流，每当吴浊流外出时就形影不离地在后面跟踪。吴浊流万万没想到，刚从危险的大陆逃离回来，又落入如此恐怖的境地。回到台湾的每一天，他都是在惊怕和愤恨之中度过……
吴浊流风闻从大陆回来被当局认为有问题的人，一个个都被警察抓走了。他还发觉，如果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日本殖民当局征兵到南洋。所以他在回家三个月后开始找职业。经朋友介绍，他谋到了米谷纳入协会苗栗出张所主任这一差事。米谷纳入协会是米谷局的外围机构，主要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