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同①，第164、165页。正是在批判对西方现代主义盲目追随的风气的基础上，吴浊流提出了他的国粹主义观点。“我们的固有文艺因悠久历史带来的坏处，固然不是没有，但不可一切否定，要采取科学方法，起初不妨拿坏的来否定，否定到最后，是不是还有好的东西存在，若是有的话，应该拿来研究研究。”“汉诗是中国文学之结晶，有传统，有精义，有灵魂，有血液，有骨髓，可与民族共存荣，岂可置之不问，其宝贵实在此。”“汉诗具有中国固有文化的特色。是汉民族最高智慧的表现，实非近代文明所能轻易望及的。”“汉诗是我民族创造的文化的精华，所以没有模仿性，……现在的新诗，虚心来讲，其价值还未能与汉诗同列来论。”“我国的固有文学，渊源很深很厚，宽度甚广，与西洋文学相比决不逊色。”“唐诗人的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这种描写方法不但诗词上可用，还可以应用其他文艺作品上，其技巧决不输欧美作家的描写法。”吴浊流：《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68页。“西洋近代文学的自然描写及心理描写，比我们的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还是落后，所以我们对印象描写及抽象描写要进一步深究的，我们唐宋的诗词赋的描写方法岂无发掘的余地呢？”同①，第175页。“我们中国已有很美丽的月亮，又何必羡慕外国的月亮呢？原来日本的文学是由中国文学影响以成就，现在模仿日本文学者颇多，蔚为风气，岂不是徒劳呢？”吴浊流：《川端康成演讲的弦外之音》，同①，第200页。……这些在吴浊流的随笔中多次重复出现的诗论，浸透着深沉的民族感情，流露着论者对中华悠久的历史文明与灿烂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是有了这样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他才在现代主义的潮流在台湾岛横冲直撞的时刻登高呐喊：“现在我们第一要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尤其是诗人最敏感，最敏感的诗人还在模仿不知自主自立。难怪连做中国人的自尊心都失去的青年，趋向洋奴化”！这些诗论还说明，吴浊流并非将全部的民族传统都视作国粹。吴浊流曾对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匆忙废止日语的举措表示不满和批评：“国粹论诸君，你们开口汉民族，闭口汉民族，但你们试把西装、鞋子、洋纽扣、领子等外国制品脱掉吧，恐怕剩下的只有辫发一条而已。现在，不是连那辫发也剪掉么？”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121页。他所提倡的国粹，希望保存的国粹，是经过时间证明了的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中国文学的“精义、灵魂、血液、骨髓”，是中国传统诗人“重人格、重个性的优美传统”，是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因此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后人才能对传统进行正确的评判、继承和扬弃，从而超越传统的历史局限去从事新的创造。吴浊流在这一问题上是清醒的。他看到民族文化传统里也有渣滓和糟粕，有因停滞不前而产生的“坏处”和“弱点”。因此，传统需要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汉诗非近代化不行了”，“中国的诗不可永久停顿在唐宋时代，须要近代化”，“我们的固有文学，不消说须要近代化”，“我们一定须要再加研究，将固有文化，拿来现代化”……这些同义反复的语言表达的即是革新传统的焦虑。而要对民族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引进不可避免：“要拿外国文学来比较，检讨我国文学发见其弱点，采长补短”，“吸收外国文化的新血来补救我们的诗的生命”。吴浊流的国粹主义表现出的不是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的狭隘和偏执，而是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性的科学态度。这种“拿来主义”不是“盲目模仿”，而应是吸收“外国文学的优点”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不是西化，亦不是日化，”“不能拿西日文学来代替”，而应是“要自主自立的”，“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以“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的新作品”，“织成合时代的我们中国诗”。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56页。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现代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并驾齐驱”。显然，是一种弘扬国粹的急切愿望使吴浊流呼吁革新传统，因为只有“汉诗现代化”、“固有文学现代化”，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才能重新焕发光彩和魅力，中国的民族文学才能因其表现出的优越性而与各国文学对话，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样恢弘的理论眼界和远大的奋斗目标，要求的不是一种“盲目模仿”和“全盘西化”的文学现代化，而是立足于民族传统基础上的自主的文学现代性建构，这一现代性建构体现的是一种民族性的意向和维度。吴浊流因之提出建立“中国文化风格”和“中国文化格律”的主张，并认为这就是当代台湾文学的迫切使命。
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并驾齐驱”，使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古老文化以焕然一新的现代面貌出现在世界的面前，是同时“信仰儒家思想”叶石涛语，见本书115页注①。的吴浊流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他以这一梦想来吁求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走向，也是从这一梦想出发来考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由于历史所造成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长期睽隔，致使台湾文学在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国文学的普遍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其明显的特殊个性。这特殊个性是因“台湾固有台湾特殊的气候、风土、生产、经济、民情、风俗、历史等”张深切：《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转引自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初版，第52页。而产生。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是直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文学；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戒严体制和与祖国大陆继续分裂的政治状态，也使得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另一种面貌呈现，“具有另一种特殊性质”。吴浊流因此才指出，“现在我们在台湾特殊环境下挣扎，其文学也在这样环境下苦闷，若是不承认这样特殊环境，也无法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变为虚空或是虚伪的，怎么也谈不起文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学须要认清楚台湾的特殊环境，才有实在性，根据实在的特殊性，才能产生优秀作品”。但吴浊流还认为，认识到台湾的特殊环境，使在这一环境中创作的作品具有台湾的“实在的特殊性”，并不是台湾作家的最终的根本目的。台湾文学要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价值，必须将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文学的普遍性相统一；而也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能使作品具有民族的整体特征，将此民族特征与“世界的普遍性”即人类的共性相结合，作品才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吴浊流的这一思想，无疑贯穿着民族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即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所说的“越是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普遍，而越是普遍的作品就越是民族性的、独创的”。［俄］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第二篇》；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2月初版，第596页。
通过对吴浊流文学观念中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表述的梳理，我们大抵可以结论，他的中国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文学主张，是一种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他者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以化解全盘西化思潮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的企图。其开放性与合理性，应该说是20世纪20年代拒绝放弃文言文的国粹派们所不具备的。
第二节 小说：介入的写作与讽刺的艺术
一
吴浊流生前以诗人自许，钟肇政说：“吴氏如此一再印行旧体诗，并且死后曾发现留有一纸条，要我在他的墓碑上题‘诗人吴浊流之墓’，可见吴氏终其一生很以‘诗人’自许。而他对诗的方面，偏爱汉诗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然而观其一生的创作，当是小说的成就最引人注目。
吴浊流的小说计有短篇《水月》《笔尖的水滴》《泥沼中的金鲤鱼》《归兮自然》《功狗》《五百钱之蕃薯》《陈大人》《先生妈》《糖扦仔》《友爱》《铜臭》《闲愁》《三八泪》《老姜更辣》《幕后的支配者》《矛盾》《牛都流泪了》，中篇《波茨坦科长》《狡猿》《路迢迢》，长篇《亚细亚的孤儿》《泥泞》，自传体长篇《无花果》《台湾连翘》。
吴浊流的小说，是他的介入文学观念的具体体现。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直面现实、关怀人生的以文载道的传统，连接着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和血脉。他的小说在空间上表现的是作者身处的台湾的社会生活，在时间上则可划分为两段：日据时期、台湾光复至20世纪70年代。祖国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台湾乡土的深沉的爱，使他的小说大多自觉地成为对现实人生的真实书写，带有很强的记录历史与干预现实的愿望和色彩；加上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尤其是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氛围的影响，这一切使现实主义的方法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选择。
现实主义要求客观和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文学往往着力于对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关系、历史处境进行生动的揭示。吴浊流所生活的时代，历经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统治由盛而衰最终崩溃、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实行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体制，社会生活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张和压抑的状态。吴浊流的小说首先自觉而如实地描绘了台湾社会的这种沉重现实。同时，其介入文学观又使得他并非无动于衷地对现实进行照相式的机械的复写，并非“零写作”，而是在作品中灌注了强烈的情感，赋予作品一种批判的基调，以图干预和影响现实。
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水月》发表于1936年。尽管这是受到五湖公学校的日本同事袖川小姐的言语刺激而写，带有偶发的因素，然而，这篇作品的主题却是十分严肃的。小说的主人公仁吉中学毕业，他虽无深博的学问，但在学校时也是个高才生，“执起笔来也可以一挥而就，说起话来亦口若悬河滔滔雄辩”，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差别教育”政策，本岛人民享受不到应有的受教育权利的台湾，仁吉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了。仁吉也自许颇高，以为前途无限，自信蛟龙终非池中物，总有一天自己要留学日本，将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大实业家和学者等等。对于因家境贫寒不得已进农场当雇员，他只当是暂时之计。直至跟一个农场女工结婚成家之后，他也未坠青云之志，仍常常在心里安慰妻子也安慰自己：“太太，你不用愁，忍耐一时我就可以出头。”他以太太的理想丈夫自居，幻想“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至少也要雇一两个仆妇来伺候她”。然而，十五年过去，仁吉的景况毫无变化，甚至更显悲惨：五个孩子呱呱落地，年复一年的艰苦的劳作，永远无法摆脱的贫困的生活，使仁吉未老先衰，太太更是满脸憔悴焦黄。那留学的念头只是梦幻泡影；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万丈豪情，终如境花水月，原是一场空……这篇小说可谓是对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控诉。作者不仅描述了仁吉一家的贫苦无望的生活，而且还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社会政治背景。作者笔下的仁吉，之所以堕入如此惨苦的境地，不是因为他缺少知识和才华，也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农场付出勤劳和奉献，而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实行差别待遇的政策：
这十五年间他虽然对“会社”有过不少的贡献，但“会社”对他却从来也没有改善过他的待遇……现在一旦看到现实的无情，再和那自己共事的日本人来比较，同是中学毕业，在“会社”的年资又不如自己，却没有一个不是已升为课长或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