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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警察大人来到我家。那“大人”并非日本人，而是台湾籍的巡查补。姓廖，是母亲的远亲。照理应该先向母亲问好才是礼貌的，由于他是警察大人的缘故，架子大，母亲先向他问好，他也不过从鼻子里“唔”了一声，根本不加理会。自个儿走进正厅，坐在椅子上，转动着眼珠探看着屋中的情形。……父亲恭恭敬敬地立在他的旁边。廖某态度蛮横地面对父亲，查问着家中的每一个人。不久，喝了一口母亲奉上的茶，才响着佩剑走了。父亲和母亲送他到门楼。“大人”出到外庭，狗便狂吠起来。我家的狗，平时是不会对人吠的，恐怕连狗也感觉到这访客不是正派的，疯狂地吠起来。廖大人愤怒地大声加以喝斥，狗反而更靠近廖大人的身后，廖大人更为愤怒，拔出佩剑想杀掉狗，母亲见状，惊惶地跑过去，想用竹棒把狗赶开，不小心滑了脚，掉到旁边的沟里去，折了手腕，而廖大人反而责骂母亲，这样还不算，父亲又被带去派出所，训了一大堆话之后，又科予五十分钱的罚金。印在我幼小的心灵的廖巡查补的凶蛮的嘴脸，在过了六十多年后的现在，想起来还会不寒而栗。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2、23页。
同时，吴浊流从小受祖父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向往儒家倡扬的理想人格和情操，而为日本殖民者充当走狗和打手的巡查补之类则多是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寡廉鲜耻之徒，使他尤其深恶痛绝：
如果出了一个当巡查补，做日本宪警的走狗的儿子，那是族人的耻辱，都认为倒不如杀给猪吃才好。同①，第17页。
我们台湾人很讨厌守护日本帝国主义的看门狗——警察。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花是苦楝，人是警察。”这是套用“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话，用来揶揄警察的横暴。台湾人决不是只恨日本人的警察，对横暴的台湾人警察更为憎恶。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50页。
无所不在的警察网络是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令人窒息的现实。由于吴浊流对这一现实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会，因此《陈大人》虽然采取的是漫画式的描写手法，但具有极强的真实感。这篇小说不是简单地出于拓展题材的需要，而是这一题材涵盖着一个广阔的社会面相，触动着殖民统治的敏感部位，因此引发作者的创作冲动。小说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为台湾文坛提供了又一个描写巡查补的文学文本，为台湾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角色。它的意义是超出文本之外的，或者说它的文学文本联系着社会政治的“巨文本”。它是作者对殖民地台湾黑暗的警察制度的形象记载和愤怒指控。
短篇小说《糖扦仔》原是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一节。《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出版时，编者认为累赘而删割。然而，作为短篇小说来看，它倒也能独立成篇，后来吴浊流将之收入《疮疤集》出版。主人公糖扦仔言行举止纯属地道的地痞流氓，然而论地位却是镇上的“体面人”，担任协议会员、保正、壮丁团长等要职。小说介绍了“糖扦仔”这一名号的来历：“糖扦仔不是他的真名，是花街柳巷章台艺阁里的雅号。这个雅号是有其事实根据的。糖扦仔本来是检查糖的成色时，检查官所用的工具。长有五寸，检查官用它插入糖袋，取出少许的糖来看。他对新来的女人都要尝尝新，跟那工具一样，所以得来这个雅号。”同①，第84页。糖扦仔“不但在小街，在大街上也是个有势力的人”，因此他敢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看到面店老板娘的女儿月英长得可爱，在公学校读书的成绩又好，便想娶来做姨太太。他跟贪图钱财的月英的双亲约好，由他出学费让月英读女校，毕业后与他成亲。月英从女校毕业后，方知此事，很生气又无可如何，只是誓死不愿嫁给糖扦仔。而糖扦仔一边在等待月英答应亲事，一边在月英家开的面店里嫖妓。月英去同学胡秋云家，认识了秋云之兄胡太明并与之相爱。然而糖扦仔最终与老板娘合谋，将熟睡中的月英强奸。被污辱了的月英悲愤地投潭自杀。这篇小说有女性主义的意涵，表现了台湾知识女性对自由爱情和婚姻的誓死追求，但更大的着眼点仍在于对糖扦仔这一民族败类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批判。
民族败类往往集中出现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的“去中国化”，企图根本改变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以彻底铲除台湾人民对祖国的信仰，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强烈依恋。在殖民当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软硬兼施手段的压力之下，民族败类应运而生。与《陈大人》一同发表于光复之初的《先生妈》，便是刻画了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形象。钱新发本是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毕业后娶了有钱人小姐为妻。依靠妻家的势力，开了私立医院。他医术平平，但欺骗患者有方，因此医名隆盛，财源滚滚。虚假的名声和巨额的财产，使他成为地方“有力的士绅”，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当局推行作为“皇民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国语家庭”和改姓名等措施，钱新发积极响应，首先成为“国语家庭”，“全家都禁用台湾话”；“争先恐后，把姓名改为金井新助”；建日式房子；还要全家穿和服，学习体现“日本精神”的洗脸、喝茶、走路、应酬等等，每晚唱日语歌、弹日本琴……他不仅以“皇民化”为荣，而且还想“垄断”，当听说当局又允许别人改日本姓名后，他“愤慨不已”，大骂那些也跟着改姓名的人。而钱新发的母亲则与他相反，坚持不学日本话，不肯过日式生活，将和服用菜刀砍断。先生妈生病临终前，再三嘱咐“不可用日本和尚”。钱新发在她死后并不遵行遗嘱，“葬式不用台湾和尚，依新式举行”。钱新发终于将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数典忘祖的“皇民”。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使台湾人民的希望很快破灭。诗人气质的吴浊流，对这一幻灭的体验更加深刻。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下写出的。这篇作品延续了他的讽刺和批判的风格，然而，其讽刺和批判的对象已不是昔日的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而是本民族的腐败政权及其催生的政治和经济暴发户。小说主人公范汉智本是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特务，日本投降后隐瞒身份混入接收人员行列来到台湾。在台湾，他凭着科长的头衔“接收”了很大的日产房子，还获得了憧憬祖国的台湾姑娘玉兰的爱情。范汉智到台不久就露出了利令智昏、贪婪粗俗的原形，与奸商纠结干起走私、贿赂、盗伐森林等等勾当。他计划大发一笔之后便溜往香港。正在如意算盘即将实现之际，他的汉奸罪恶暴露，被当局逮捕归案。小说不仅描写了范汉智这一集汉奸、官吏、流氓、骗子、暴发户于一身的人物，而且表现了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成风、全岛掀起抢掠日产的狂潮、台湾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由希望转为失望的社会状况。同时，范汉智固然是混入台湾的汉奸，然而，他成功跻身于接收人员的队伍就已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很多问题。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针对范汉智这一人物，而且指向整个腐败的权力体制。因此，小说安排了这样的结尾：负责缉捕汉奸的搜查队长在火车站抓获了范汉智后，当局的缉烟人员则当着群众的面抢走了烟贩子的烟和钱。队长回到本部闷闷不乐：
忽而看见办公室里的全部职员不要说，甚至工友也同样笑嬉嬉，不论哪一个人的脸都跟过去所检举的汉奸或贪污的脸相像，真使人厌恶。搜查队长竟发生“四万万五千万，怎么会有这么多汉奸和贪官污吏呢”的错觉。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1页。
这篇小说对范汉智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颇为成功，这得益于作者对人物的细节描写。如写范汉智和玉兰到饭馆吃饭：“不一会桌上便摆满了山珍海味，一盘盘一碗碗，都是珍馐异馔，可是她（玉兰）只吃了两三盘的菜就饱了，然而范却狼吞虎咽着，饕餮贪馋使人吃惊。”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同①，（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4页。写玉兰眼里的范汉智在卧室里的举止：“把皮鞋都拿上‘床间’放。不单这样，有时候他竟忘记脱鞋子，像鸡一样走上来，这一切使她觉得他是个完全没有教养的老粗。”同①，第43、44页。这些细节揭示了范汉智的贪婪和粗鄙本色。《波茨坦科长》比起作者以前的小说手法显得更加娴熟，更具有艺术分量，但小说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仍是作者最倾力之所在。
《狡猿》写的是台湾光复后取代日据时期御用绅士而在乡村呼风唤雨的一个“新人”——江大头的形象。江大头光复前以“吹牛角做巫师，借神幌子卖假药，行密医骗钱财”为生，光复后“接收”了日本人的田地、柑园、房子，又弄到了一个中医执照，很快就发了财。他“工于心计，又诡诈，再加上善于活动和玩花样”，因此由光棍而做了里长、乡民代表、业佃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委员。每天神气活现地四处招摇钻营。江大头凭借手中的财力，竞选上了县议员。他与权贵和县长相勾结，以募捐建桥的名义大发其财；又接着行贿拉票当上了省议员。在省议员任上被捕后，江大头在狱中仍终日盘算：“要歪就是大的，一碰上机会来个通天大歪特歪，刮他一个饱，然后逃往海外，逍遥自在，岂不妙哉。”吴浊流：《狡猿》，同①，第176页。小说一方面以喜剧的讽刺笔法塑造江大头的形象，一方面通过江大头的传奇般的发迹及周围人对他的议论，揭开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种种黑幕和畸形现象，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是一种颇为彻底的姿态，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政权的全面腐败及台湾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而且指出了从大陆回台的“半山”即台湾籍的国民党官僚们比外省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贪婪。同时，作者虽然安排了江大头最后的败落，但又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江大头被捕三年后，一个过路客向江大头的村人传播消息说江大头早已连人带财产溜到日本，仍然“大歪大发”。这一结局暗示着江大头虽然被逐出政界，然而当初使他发迹的那个腐败体制仍然安如磐石。这一体制使江大头逍遥法外，也使张大头李大头继续占据要津。
《铜臭》叙述的是“国大代表”沈国大装神弄鬼大肆敛钱的故事。沈国大先是神化和编造自己的“革命”经历，骗取百里乡人的信任。之后他利用乡民的迷信，精心设计了“佛祖现身托梦”的圈套，让乡民捐款建庙，自己装成活佛享受善男信女的香火膜拜和金钱“乐捐”。正当他计划挟带骗来的大笔金钱“溜出海外做寓公，享受现代文明的快乐”之时，不料乐极生悲，一病不起，很快呜呼哀哉。死后人们发现他竟藏着四百五十余万元的黄金和美钞。沈国大生前“所说的为国为民的话”，终被拆穿是挂羊头卖狗肉。《铜臭》与《狡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只是沈国大是外省旧吏，江大头是本省“新人”；且两个人物的行为似乎是逆向运动：一个是失意政客假充活佛，一个是巫师神汉混入政界。但两个人物的目标则是一致无二——金钱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与官能享受。
《三八泪》《幕后的支配者》《牛都流泪了》《老姜更辣》《矛盾》《闲愁》《友爱》等篇，亦都是反映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所展现的视野更为广阔，凸显着作者对灰暗现实的强烈批判和对在社会底层艰难挣扎的人们的真挚同情，体现着作者的社会良心与人文关怀。《三八泪》里靠给人打短工为生的老实农民牛皮哥，四十多岁仍在打光棍。他省吃俭用，将血汗钱攒起以备娶妻之用。年积月累，他攒的钱也颇为可观。然而，老实巴交的他不知物价飞腾、货币贬值为何物。直到当局颁布法令，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将旧台币兑换新台币。牛皮哥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百六十一万元旧台币换来的只是四张十元纸币、两枚一角铜币、五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