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女生离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女生给他的是一封情书，归来后吴浊流心怦怦跳着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的台湾社会，男女不能自由交往，在剧场里，男女的座位是分开的。生在男人和女人秘密交谈就被视为通奸的时代，吴浊流在男女问题上是很戒惧和保守的。这位女生的大胆示爱让他激动，更让他害怕。他给对方回了一封信，但当女生再给他来信时，他已没有勇气再写信了。他之所以不敢接受女生的爱情，是因为他当时认为，恋爱是和结婚连在一起的，恋爱了就有结婚的义务，然而对方还是学生，什么时候能结婚还不可知。有了这样的顾虑，所以就很畏缩。
1922年3月底，吴浊流突然接到通知，调往四湖公学校任教。四湖在什么地方？吴浊流自己、学校的同事和村里受过教育的人都不知道。经再三查询，原来在苗栗郡交通最不便的地方。四湖和大溪郡的八结、大湖郡的狮潭，同为新竹州三大贬谪之地。吴浊流一直自视是个优秀教员，如今不知何故竟遭左迁，他百思不得其解。过后，他打听到了大概的内情。原来，是去年新竹州教育课征集论文，自己应征的那篇论文《论学校教育与自治》，被殖民当局认为观念过激。警察自此开始监视他，并趁他不在家时，进入他的书房，从他不明底细的父亲手里“借”走了《台湾青年》和《改造》杂志，虽然两三天后还回来了，但或许已经作为向上报告的材料。在殖民当局的眼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劣等教员”，贬谪，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怜的他一直毫无察觉。
吴浊流的那篇论文到底写了什么，竟成为招灾惹祸的根由？吴浊流只记得以下这么一段：
联队长在有一天早晨，因故和太太吵嘴起来。怀着一肚子气上班去。毫无理由地把大队长骂了一顿。无缘无故挨了骂的大队长，一气而骂了中队长。中队长斥责小队长，小队长斥责伍长，伍长骂一等兵，一等兵骂二等兵。没有人可迁怒的二等兵就打了马。同样的，视学（督学）或其他的长官，来到学校，只参观了一个小时或两小时，就严厉地指摘，训示一顿，这自然是会影响到无辜的儿童，从自由教育的立场看来，甚为不当。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50页。
吴浊流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文字也会被视为“过激”，招来警察的监视，使自己的前途变得黯淡。
第五节 在贬谪地
四湖，即今苗栗县西湖乡。四湖地名的由来，是因为自哪叭溪（今名西湖溪）曲流形成的沿岸河谷平原特多，于是从下游至上游依次命名为头湖、二湖、三湖、四湖和五湖。四湖，意即第四个盆地。
1922年4月14日，吴浊流动身前往四湖公学校。行前母亲花一个多星期时间为他做了蚊帐和被子。他不知道文官服务规定中有接到调令必须五日内赴任这一条，所以在家悠哉游哉地过了十来天。直到四湖公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来问他到底去不去就职，他这才觉得不妙，慌忙收拾行李上路。
吴浊流只在公学校六年级毕业旅行时在火车上匆匆浏览过一次苗栗的景色，四湖在什么地方他则一无所知。行前他打听到，先乘火车到铜锣丫下车，然后搭制糖会社的台车即能到达。然而他在铜锣火车站下车后，却没有看到像台车站那样的地方。问火车站的职员四湖公学校在何处，没人能答得上来。他又到派出所问，才得知四湖公学校在鸭母坑，原来叫鸭母坑公学校，后改为今名。因交通不便，一般是从苗栗徒步翻山两个小时可到达。一年前还可以搭乘制糖会社的台车，如今由于糖业不景气，台车已经暂时停驶了。吴浊流随身带着大件行李，想在车站上找个苦力帮他挑东西。无奈四湖实在太远，且路途艰难，没人愿意跟他去。派出所值班的台湾警察给他出了主意，让他找制糖会社的驻在员想办法。他于是找到车站附近的制糖会社驻在所请求帮助，驻在所的日人主任乐意帮忙，表示找辆台车送他去。然而找不到推车的人。日人主任费了一番周折，给他找到了一个不曾推过台车的苦力。在生锈了的铁轨上由一个生手推车，恐怕有危险。然而舍此别无它法，吴浊流只好听天由命地上路了。
台车在因久已停用而锈蚀厉害的铁轨上缓缓滚动，涩重的声音打破周围的寂静。台车时而经过山麓，时而穿越田野，时而顺着溪谷……开始吴浊流还因沿途景色的变化而有些兴奋，但最终神经还是抵抗不住台车隆隆的声响，他转而焦躁不安起来。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台车到达了四湖的店仔街。车尚未进站，他就望见了一大群人在站台上列队等候。原来是制糖会社的主任打电话告诉了学校，学校便组织师生到车站迎接他。
店仔街名副其实，只有几间店仔，看去有点街的样子。学校在街的后面。教室是木结构，只是后头还有一间茅顶的临时教室，显得简陋不堪。学校有六个年级，学生三百二十余名，包括吴浊流在内教师六人，校长和教导主任是日本人，其余是台湾人。吴浊流在这里又恢复了自炊的生活。店仔街没有米店，也没有面店，托校工到苗栗买，来回得要一天，种种不便可想而知。在此艰苦落后之地，吴浊流比在照门公学校时期更加孤独。他时常陷入沉思，内心翻腾着对个人遭遇和对台湾人所受到的政治压迫和歧视的愤怒。然而，在天高地远，生活缺少刺激的四湖，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寂寞。不过，每日和天真烂漫的学生在一起倒也减少了一些内心的压抑。
苦闷中的吴浊流，也曾有过留学日本的念头，但他又想，大学毕业后，回台湾求职也不容易，因此作罢。他觉得还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哲学较适合自己，学学祖父诗酒人生也不坏。正当他逐渐安定下来之时，时代的新思潮又一次向他涌来。
学校每学期都要给学生做一次体检。负责体检的校医罗阿谨每次从遥远的通霄赶来。罗阿谨是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体检完后，他都特意到吴浊流的宿舍聊天。罗阿谨向他强调了文化协会开展的文化运动的必要性。罗阿谨虽没有强求他加入文化协会，但在罗阿谨每次离去后，吴浊流都要作一番思索。
吴浊流也认为的确有进行这场文化运动的必要。然而，他不能贸然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因为要从事文化运动，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做一个“速成的文化运动员”，并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个乡间的“文化仙”，也左右不了大局。他审视自己不是能够站在阵前号令人的料子，也没有这种实力。像自己这样一条肠子通到底的直性子，是当不了政治家的。而做一个政治家，需要有大的度量和透视未来的能力，有时，还要和对手妥协。吴浊流觉得像自己这样憨实而不懂狡猾的人，只有上人当的份儿。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受了骗也无所谓，但如果事关团体，就会使大家罹祸。如此一想，燃烧起来的热情，也就像被浇上了冷水一样消失了。愈是冷静下来，他愈是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他清楚自己除了教育领域，对其他都是外行。当前台湾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和教育问题。政治上需要自由平等，废除日台差别，但如何达到此一目标，他并没有这种智慧。经济上，必须保护和发展台湾民族工商业，但于此他也毫无知识。他只能在教育台湾子弟这一方面找到着力点。而参加文化协会，致力于文化运动，使台湾人的要求明确化，固然不错，但具体到自己，要把辛辛苦苦所受的师范教育和自己的理想放弃，奔向陌生的政治，这是值得三思的。像四湖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师范毕业生都不愿意来。在他之前，已有四位师范毕业生到此服务过，但顶多服务一年即离去。他认为，自己在这里坚持下去，专心致志于教育事业，更有意义。
台湾文化协会发起的文化运动毕竟对殖民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促使当局出台了一些措施。在四湖，以学校、警察、保甲联合会为主体，设立了国语讲习会，开展了成人教育。所谓教育，也就是教日本话而已，这自然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讲习会在晚上进行，借用学校的教室，讲师主要也是学校的教员。村里的青年男女吃过晚饭后便聚集到学校来听课。吴浊流每晚也义务讲课两个小时。因讲习会的缘故，吴浊流和村里来听课的一些姑娘认识了，课前课后常在一起聊天，感觉很愉快，一些烦恼暂时被忘掉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讲习课结束后，吴浊流和同事谢君要到苗栗玩。开头有不少来上夜课的学生同行，走了一段后学生渐少，最后只剩下从雷公崁来的三个姑娘与他们同路。一行五人徒步爬上长长的坡到达山顶时，已是疲惫不堪。大家便在山顶上找地方坐下休息。吴浊流累得很想睡去，为了给他驱除睡魔，姑娘们唱起了山歌。正是十五之夜，圆月当空，华光满地。姑娘们唱的都是情歌，婉转曼妙的歌声使吴浊流深深陶醉。休息过后，他们顺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前行。大家时而聊天，时而唱歌，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互相抱着肩膀。最后走累了的吴浊流，就靠在了姑娘们的肩上。当时吴浊流才二十二三岁，同事谢君比他小一岁，姑娘们也是二十上下，正是美丽的青春勃发怒放之时。而且深夜的山上没有遇见人的顾虑，所以大家的心态都放松了。当时的台湾社会，尚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遗风，如果被别人看见他们现在这种亲昵的样子，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到了该分手的路口，大家仍然依依不舍地唱歌。姑娘们还是唱山歌，吴浊流和谢君唱《喀秋莎》和《金色夜叉》等当时的流行歌曲。和姑娘们告别后，吴浊流到谢君家休息，已是鸡鸣时分。这是吴浊流在四湖任教期间“最富有浪漫的一个插曲”。
但在四湖教书的大部分的日子并不是那么诗意浪漫的。一天，吴浊流出席“研究教授”（观摩教学）批评会。会上，吴浊流对他的一位师范同学在基隆公学校进行的地理教学的方法提出批评。他的这位同学对他的批评并无异议，然而铜锣公学校的日本教员山下不同意吴浊流的意见，两人发生争论。山下明显占下风时，别的日本教员为他助威，吴浊流一个人与他们展开了论战。铜锣公学校的校长鹤田也加入了争论。吴浊流不因对方是校长而退缩，依然坚持己见侃侃而谈。鹤田被激怒了，拍起了桌子。吴浊流则说真理无论怎样都是真理，自己的主张不会更改。
会后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校长找到吴浊流，通知他第二学期本校要主办郡研究教授会，由他担任主讲。吴浊流知道此事因何而起，但也没有异议。他根据自己的主张下功夫训练学生。研究会举行时，学生的表现很好，那些日本教员挑不出吴浊流教学方法的毛病，所以无话可说。
吴浊流虽然抱着献身教育的理想，但在这种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日台对立的气氛中，他感到极为压抑。他偶尔也想，或许总有一天自己会辞去教职，回到故乡，娶个村姑，过晴耕雨读的生活，不再为世事烦心。他竟对那些来上夜课的女生即村姑们生出些许羡慕，因为她们只懂得干活，不会有这么多思想的苦闷。日本殖民主义怎样榨取，日本人如何跋扈，她们因为不懂，也就不会气愤。如果当面被骂“清国奴”，她们因为不知其含意也就不会有被侮辱的感觉。殖民地的人，无知也许是幸福的。像自己这样，有“半桶水”的学问，反而种下了烦恼，常常产生不平不满。
然而，当他从幻想中抬头四顾，台湾农村的贫困景况使他不敢再想入非非。一个星期天，他去拜访一个两天没来上课了的学生的家。学生原来患了疟疾躺倒床上。告辞的时候，学生的父母极力挽留他吃午饭。饭端上来了，吴浊流看到盛得满满的碗里米粒历历可数，几乎全是番薯签。番薯签又黑又硬，难以下咽，勉强吞下，仍有在喉的感觉。又一个雨天，他上门去劝一个缺课的学生来上学，下坡的地段还好，上坡时鞋子滑得无法上去，只好脱鞋，用四肢往上爬。又如同事谢君的家，就在山腰上，每天喝水要到山谷底下去挑上来。严酷的现实使他再一次认识到，台湾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在四湖的第二个学期，吴浊流被选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训导讲习会，结业后，便可从丙种训导升为乙种训导。讲习地点是他的母校台北师范学校。讲师大半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也有两三个生面孔。其中新来的日本教师本山是东京帝大毕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