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坏。他在一封通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１这里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２在二十年代上半叶，这样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日益膨胀起来。一丸二一年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就对书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称他是“伟大”的人物。３一年以后，他更提出一个令人战傈的“散昨”论：“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４比起《摩罗诗力说》中对“撒旦”的解释，甚至比起《药》里对人血馒头的描写，这“散昨”论是阴暗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念念不忘这个看法。许广平为了“女师大风潮”向他抱怨“群众之不可恃”，他口答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而且重提旧活：“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５“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人建议将死难者公葬于圆明园，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块光秃秃的墓碑：“万生园＇即三贝子花园＇多么近，而烈士坟前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６“散胙”伪思想简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颗非常灵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点震动，它就“轰”地炸开来！
请注意他这时候的“群众”的含义。当在日本鼓吹“排众擞”的时候，他主要是指类似华老栓和坐在他店堂里的茶客那样的人物。可是，他现在说的“群众”，却是把青年学生，而且是闹风潮的学生，都包括在内。在现代中国，这样的学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响应者，是陈独秀们希望造就的新知识分于的最可能的候选人。二十年来，一批又一批觉悟者和启蒙者，包括鲁迅自己，不都是从这样的学生中产生的吗？可鲁迅现在竟似乎将他们看得与华老栓没什么两样，华老栓会蘸夏瑜的血，他们也会将冯省三忘得一干二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待世人的绝望的眼神，那种任什么人都不再信赖的愤激的态度，正和绥惠略夫相差无几了。
他自己也承认。一丸二五年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7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师大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更明白地断言，许多中国的启蒙者将会走绥惠略夫的路：“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8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种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你就迟早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同样是新知识分子的陈西滢们也好，呼吸着新文化空气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亲和兄弟：恰恰是这些似乎最应该和他相通的人，不断地向他证实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当然要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了。
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却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他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承担的种种责任，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周作人在绝交信上说：“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鲁迅想说的话。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写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题目叫《颓败线的颤动》，借做梦的形式，讲一个母亲为养活女儿出卖肉体。可女儿长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儿女之后，却领着全家责骂已经衰老的母亲：“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用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连那个最小的孩子，也举起手中玩着的干芦叶，大声他说：“杀！”于是那垂老的母亲走进荒野，“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这是些什么言语呢？鲁迅写道：“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９每一对词都构成那样尖锐的对比，我自然要揣测，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绪的变化。一年以后，他终于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说出了那老母亲对天吐露的心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指许广平＇，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１０我理解他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激烈、他的童年生活毕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尽管他聪明，敏感，当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比他年轻的人交往时，他还是会丧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当。还在绍兴教书时，就有学生借谈学业到他房中骗烟抽，还口宿舍传授经验，以至一些学生群起效尤，而他终不觉察。到北京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性质也每每更为恶劣。我还相信，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与他的翻脸，也归入这一类的。因此，他一旦从绥惠略夫式的思路来理解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现在就会反过来激出多少恶意。正因为先前是宽厚而上当，现在就格外要用苛薄来自保，二旦好人发现自已“好”错了，他就会变成比谁都“坏”的人，鲁迅正处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他的口气怎么会不激烈呢？他那“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自白，无异是一声悲愤的宣言：我将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摩中国人！
他当然不能完全实践这个宣告。一个人老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没法活。他的内心又那样复杂，即便倾向于个人主义了，人道主义的情感也还会留存，就在写《颓败线的颤动》的同时，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继续上当，一位名叫高长虹的青年朋友为了许广平对他不满，他就役有觉察。但是，在有些时候，他又确实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杨树达事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正巧在神经错乱的那一天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篇，题为《记“杨材达”君的袭来》，详细讲叙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受，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千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１１一个星期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两段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１２只要仔细读过他那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几尤其是后半部分的那几段推论，恐怕谁都会感到悲哀：一个人陷入了这样严重的病态心境，他还怎么与人交往？事实上，还在这之前，他就有过减少与人交往的念头，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当他说：“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因为“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１３这和他初到大学兼课时热情接待青年学生的态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识故青年朋友聊天，有时候也会神经过敏。他的学生许钦文就记过一件享，儿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厅里聊天，谈笑之间、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跑进母亲房中，生气他说：“他们同我开玩笑：”他一直没有返口客厅，那几个冒失鬼也不觉察，直到很晚了，鲁迅的母亲来下逐客令，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头，俏悄离去。１４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访他。后来参加“莽原社”的尚锁就说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一直没去见鲁迅，除了怕他忙，“也有点惧怯，传言中他的脾气不好。”１５鲁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又多受压抑，在许多场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场合，便很容易不自觉地发作。但他向来有个自我约束，就是尽量不对年轻人发脾气，即如许钦文记的那件事，他所以离开客厅，也是想避免当面发火。可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中间，还是形成这样一种“传言”，他的自我约束，显然是经常失败了。
令人悲哀的是，鲁迅有时候固然看错，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却常常是看对了。因此，这种不借以恶意来揣测别人的作法，常常给他带来特别的收获。他与人论战时的犀利的锋芒，有许多就是来自对叵测人心的透彻的挑剔，甚至他对历史人事的独特见解，也有不少是来自这种挑剔。一九二五前后，他多次对朋友说，他想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从白居易开始，那么多人都写过这个故事了，他却仍然别具慧眼，从中看出新的意味。他向郁达夫详细讲过自己的构想：“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许是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１６从《长恨歌》起，长生殿上李、杨的密约，历来被看作是爱情的忠贞誓词，可鲁迅固执地认定：“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１７对人心的阴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厉害了。我以前读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这种特别“毒”的眼光，有时候甚至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炼出这样的本事。可现在我党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这副特别的眼力正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表明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这条道路的尽头，就站着虚无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鲁迅早就不再景仰；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也越来越不抱希望，一九二五年他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１８这既是对清末以来革命历史的总结，也暗示了他对未来购估计。那么年轻的一代呢？“杨树达事件”正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戒心。经历过和周作人夫妇的反目，他也不会再轻信骨肉之亲。他甚至将母爱视为一种累赘，早在许寿裳妻子病逝时，他就这样劝慰说：“‘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事，故敢言之矣。”１９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入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他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２０像《报复（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