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９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１０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１１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１２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１３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１４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１５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１６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１７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１８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第十一章 魏连殳的雄辩
鲁迅不仅有一颗世俗的灵魂，更有一颗文学的灵魂，他不仅以理智紧张地思索人生，更常常抱一份艺术的情感去吟味人生。他这文学的灵魂又相当特别，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是散文式的人”，１这除了解释他不喜欢读诗，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他不喜欢写诗呢？诗和散文的区别，绝不只是文字形式，它们其实代表着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诗的世界属于天国，它总要将世俗的气息排除干净。诗人也正如下凡的天使，他举着诗意和美的火把，照亮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灵气，他要将他们引入审美感悟的迷幻状态，使他们能在精神上超越自己猥琐的世俗存在。但鲁迅并非这样的诗人，即便对世俗生活整个绝望了，他也无意借文学来逃避世俗。当伏案疾书，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的时候，他固然会常常忘记自己的现实境遇，但这“忘记”的结果，却是能够更专注地审视世俗，更深切地感受黑暗。一九一四年他与朋友闲谈，连声称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２已经绅黑暗逼人了死角，还不思逃避，心心念念要将这黑暗刻划出来，倘是一个崇尚天国的诗人，一定会摇头叹气：这人实在不可救药。
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就像他的社会评论一样，也成为他世俗意识的一面镜子。创作毕竟是一种情感性的活动，无论他多么矜持，一旦写入了神，他的许多内心隐情都会不自觉地流入笔下，他的创作的这一面镜子，就常常比那些社会评论更为朋亮，他自己便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当中。３不用说，在二十年代中期，他那急于挣脱虚无感的紧张的身影，也同样清晰地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之中。我甚至觉得，比起那些观念上的自我修订，他这时期的文学创作，恐怕更是他驱逐内心“鬼气”的主要战场。那虚无感到底膨胀到了什么地步？他对它的厌恶又有多么强烈？这战斗艰苦到了什么程度？他最后能够战胜它吗？所有这些你迫切想知道的答案，都清楚地写在他的创作中。
你也许会不同意：驱逐虚无主义的“鬼气”，这是鲁迅内心极其隐秘的冲动，他写小说，却是为了启蒙的呐喊，他自己就明确说，是要借它来改良社会，４他恐怕不会愿意在小说中表现这种极其个人化的隐情吧？可我觉得，这是误解了他。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从来就很清楚。他知道诗人的心灵应该博大，要“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５他也知道，一味“宣传爱国主义”，绝不能产生“伟大的诗人。”６倘说他的世俗意识当中，确有两个声音对他发令，一个要他用创作传播启蒙思想，一个则要他宣泄自己的人生苦闷，他上面的两段话，早已将这两个声音的轻重分量，掂得一清二楚。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的心理天平还愈益向后者倾斜。他自己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热烈赞同这本书的基本思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７他又用格言的句式，简捷地写道：“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好友，爱人。”８一九二七年春天他更断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９语气是如此肯定，他和早先那个启蒙主义的创作动机，实际上已经分手了。
他对自己的小说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可他自已喜欢的，却不是这一类作品。《呐喊》出版以后，有人问他：你最喜欢其中哪一篇？他笑笑说，是《孔乙己》。如果谁为了翻译他的小说而请他自荐，他一定也是先提出《孔乙已》。他甚至良已动手，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送到日文杂志上发表。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还将《药》和《孔乙己》作过比较，说他不喜欢《药》一类的写法，因为太不从容。１０的确，以这“从容”的标准来看，《孔乙已》是相当出色的作品，它也是要表现绍兴社会的一角，却没有设立《药》那样触目的主题，通篇都是以一种散文式的笔调，挟着隐隐的哀伤缓缓道来，社会和人心的冷酷薄情，反而表现得异常深切。从那些貌似平淡的叙述当中，你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少年经历的影响，体会到他当年出入当铺时的痛苦心情。在《呐喊》集中，这可说是呐喊的火气最弱，作者的内心隐痛却表现得最饱满的一篇，鲁迅如此偏爱它，正显出了他创作的真正的兴趣所在。
所以，即便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个人对人生的悲苦体验，已经在小说中越涌越多。它们不但侵蚀那些明确的启蒙主题，就连作者表示一点空泛的乐观意愿，它们也要围上去破坏。我印象最深的是《故乡》。这是一篇祈祷希望的小说，借昔日“美丽”的故乡和现在破败的故乡的对比，也借“我”与闰土、宏儿和水生的不同的交往，更用了结尾的一段话，强调对于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