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１１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起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干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女性崇拜的人。他当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１２但他更多的是妄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洁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但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１３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１４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１６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１７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１８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１９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２０——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２１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２２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