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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横站”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深了，就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口气如此粗鲁，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弹一样，这教鲁迅怎么受得了，他当然卞口拒绝了。１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２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当初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他就领教过他们的厉害，所以才会对朋友预言，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国初年在绍兴，他又从王金发身上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位也参加过光复会的山大王，掌权没几个月，不就派兵捣毁报馆，对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压了吗？自那时起，他眼见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翻脸变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不但山大王们是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这样，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员中，就颇有“五四”运动时冲锋呐喊的闯将，以至他那样感慨：“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３他所以用循环论去解释中国的历史，除了依据史书上的记载，他亲身经历的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４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５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６这位老实的年轻人是太不理解鲁迅了。
充军西伯利亚也罢，杀头也罢，这都是对于将来的假设，可就在上海，在文学界，鲁迅和那些尊他为领袖的共产党人，还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联”。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仓促建立的组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正在报刊上战得昏天黑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出来调停，强拉双方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来当战友，你想想，倘不是出于“大敌当前”式的利害考虑，彼此怎么肯这样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鲁迅也好，那批激进的青年也好，心里的不快依然梗着，不但鲁迅依旧讨厌成仿吾，蒋光慈也依旧看不上鲁迅，就是钱杏村，他可以服从命令，不再写文章骂鲁迅，但在心里，他却并不认错，直到“左联”成立以后，他都一再说，他看不出前两年批评鲁迅有什么措。这也难怪。鲁迅和这批年轻人，思想上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这样西种人躇在一条壕堑里，磕碰还会少吗？
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７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８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９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１０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１１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１２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１３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