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３７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３８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３９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４０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４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第十九章 《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２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３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５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６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１１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１２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１３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１４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１５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１６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１７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