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⑦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鸦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边，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⑧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①。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③甚至到一�